他要苏州，就必须要让苏州乱，乱到朝廷无人能治理，不得不着实了这个乱摊子，而这个时候他便可以趁机而动，请求治理苏州，他相信凭着他的影响力，以及手中商贾的影响力，皇帝不会答应，如此一来，他便可趁机跳出南昌，坐拥富庶的苏州城了。
他的算盘打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很绝妙，而一切也都按照他的预想再一步一步的实现，先是制造苏州难以治理的名声，这一点很快就实现了，苏州的赋税高，其原因很简单田分民田与官田，官田中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之分。官田赋税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这有历史遗留的原因，古额官田是南宋贾似道当权时制定的，唯在浙西（包括苏州、松江等地）地区实行，后来被元朝和张士诚统治时继承了下来。当时这类官田数量还不算多。到了明代洪武时期，因“怒其为张士诚守，”而没收的大批富户的田产，叫“抄没官田”，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赋额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毎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毎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毎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毎亩一斗二升”。洪武以后，官田总数量极大地超过民田。在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十五分之一，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苏州一府六县的税额，就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其实，无论是官田还是抄没官田，也还是租佃给农民耕种的。农民承担不了如此之高的赋税，纷纷逃离，以致大批土地抛荒，粮食减产，税赋无法足额征收，逋赋也就越来越严重。从而造就了苏州乱的想象，跟着他暗中授意徐家联络各地商贾，暗中抬高各种价格，短短几个月的功夫，苏州一片混乱，新来的苏州知府难有作为，不得不纷纷挂冠而去，短短几年的功夫，愣是换了六任知府，如此一来，苏州的乱的名声算是传了出去，朝廷根本无人敢来，就在他认为一切形势大好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大事，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先是朝廷居然舍得花大把的人力、物力来治理苏州城，派遣的知府况钟比起前面的六任知府能干了不少，此人不负清正廉明的名声，在苏州这片污浊之地，此人就好比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倚天剑，愣是让他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站稳了脚，还不引人反感，如今的苏州城不少百姓，商家对这个新知府还是有好感的，就是自己手下的那些商家，也颇有赞誉之言，这自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再者，一个况钟还不够，朝廷还派了一个周枕来，此人本为选庶吉士。自请进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是个厉害的人才，与况钟一样，属于能干之臣，据说他自进入江南，就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才几个月的功夫，就与况钟一起提出了一个建议：‘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向朝庭奏报。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性的建议，不仅改变了在苏、松江地区实行了有二百年历史的“田分官民”的制度，对洪武帝“怒其为张士诚守”而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的决定，也是一种否定。因此，提出这这一建议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洪武时期一个苏州知府金絅也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给朱元璋杀了。）好在，这一建议被户部否定，户部尚书给他们一顶大帽子，说他们“欲变乱（洪武）成法，请（皇帝）罪之”。只是由于宣德帝表示支持，这项建议才得以实现。同时，他协力周忱，奏免苏州重赋七十二万石。在他们的努力下，江南他府亦依次减赋。身为幕后人，他将这一切看得明白，心头对况钟、周枕此举十分敬佩的，苏州最大的弊端在于从洪武时百姓的心一直没收回，如今两人此举，不管是怎么样，至少让苏州百姓对朝廷多了几分观望之意。
要说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他担心，毕竟苏州城的乱已沉阿难治多年，单靠一把倚天剑，一个理财的官是难以治理好的，他相信只要控制商业，苏州就还在他的手中。要说，这一点他看得很准，在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下，越来越多的商贾加入海上，不经如此，许多大胆的百姓也开始冒险出海，因此有官儿上书，说苏州之地，百姓本以为本业为孳孳，亦可谓地无废，人无游手者矣。然其谷亦不加多，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干余艘记，甚为广人大患。今也边禁既严，艚船稀至，而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辐辏，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抢，若倡优游媚，增至数干百万，咸皆以东粤为渔肉，恣其噬吞，如蝼蚁之附膻，蚕之食叶，斯亦已耳；谷之所由以空乏，不其然欤？地虽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给于西粤也？以他看这番话儿并不为过，巨大的利益，足以让商人做百姓，百姓做商人，足以让好好一个繁华的苏州城，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个乱摊子？“
好情况从今年的九月开始发生转变，先是况钟在苏州做了一件大事，是清理漕运中的混乱现象。所谓“漕运”，就是把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供应北京皇室、厐大的官僚系统和人数众多的士兵的需要。除了食用的需要以外，当时官员的薪俸和士兵的供给，也主要是用粮食，因此。漕运能否及时供应，交通能否畅通，就成为皇朝的一件大事。从江南运送漕粮路途遥远，不可避免有大量损耗，这些损耗也要农民缴足，还要动用大量船只、马匹和人工。就成为加在江南地区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况钟经过认真考察，发现整个漕运系统运作十分混乱。没有标准的计量工具，收粮的粮长常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进行贪污；没有规定的储粮场所，粮食储放在粮长家里；也没有规范的收运记录，完全是一笔糊涂帐；粮食保管和运输中出现的损耗，由农民加耗，却没有合理的标准。加耗甚至超过了正赋；这种情况极大地方便了粮长和一些吏员的贪污。农民提供的人役负担很重，有些农民在长途运输到北京，到春耕时期还来不及回家，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知府况钟在巡抚周忱查清了这些情况，提出了多项应对方案：一是请巡抚周忱申请工部颁发“铁斛”，建立标准的量器，防止在量器上出现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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