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使用人粪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
“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无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
“土地的富饶及其物产的充足“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们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猪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犬街的牌坊下，还有如我们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顶盖的过道里，但在这里不卖鱼和肉，因为专一有售卖它们的街道，除非是可以到处售卖活的。”
“菜园里有很多蔬菜，如大头菜、萝卜、白菜，及各种有气味韵菜，蒜、葱等等，极其丰富。也有很多水果，如桃、西洋李及我们没有的一种李子，核长而宽，他们用来制成果脯。有很多坚果而且很好，还有很多栗，既有种的也有野的，又大又好，野的比我们的要好，因为他们把壳都去掉，我们的却没有。
他们的城内所有街巷几乎都有饭馆。这些饭馆里有大量烹调的肉食。有很多烧煮的鹅鸡鸭，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鱼。我看见一家馆子门口挂着一整只烧猪，任人选择哪一部分，因为整只都清洁地做好。把做好的肉摆在门口，几乎吸引了过路的人。在门口有一盆盛得满满的饭，红红的，做得很好。”
“广州沿城墙外还有一条饭馆街，那里出卖切成块的狗肉，烧的煮的和生的都有，狗头摘下来，耳朵也摘下来，他们炖煮狗肉像炖煮猪肉一样。这是百姓吃的肉，同时他们把活的狗关在笼里在城内出售。值得一观的是在城门口，进出的人喧嚣，有的带狗，有的带乳猪，有的带蔬菜，有的带别的物品，人人都叫嚷让道。”
“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_菜、水果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须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去了。”
“这个地方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里格的内陆，有大量的海鱼，以致每天所有市场充斥鲜海鱼，那简直是奇观。但是如果看到他们怎样以下述方式惊人的勤劳去养鱼，那就不足为奇了。要知道的是，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涨潮的时候，大量的海鱼在沿海的河口产卵，因此在河口育出无数的很多品种的小鱼。为了在这个时候捕捞这些鱼仔，沿海岸所有的渔人都汇集在他们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样多，遮盖了海面，都挤在河口。
总之，来自海上的船看见它们还以为那是坚实的陆地，到接近时才发现那是什么，惊讶有那么多的渔船。我听说共汇集了两千艘船，或多点少点，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但既然人口那么多，当地的船也不会少，这对那些到过中国并在那里居留过的人说，并非不足信，主要因为沿海县份有无数多的渔人。那末，这些渔人捕捞到大量这种小鱼，放入用桩和结实线网围成的水塘，在那里把鱼养到渔季结束。”
“中国人是大食客而且使用很多盘肴，他们同桌吃鱼和肉，贱民有时把鱼、肉煮在一起。同桌用的盘肴，都摆到桌上，让人人可以吃他爱吃的。高贵和文雅的人在交往、谈话和服饰上颇有讲究。百姓则比较粗俗。
这些话儿，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读来也让人十分的愉悦，而似这样的记录来大明的传教士的游记了还有不少，他们惊叹与大明的种种传奇，在这里开始他们的传奇。
早期的传教士多半都掌握必要的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几何原本》最为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传教士学习《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宗教论证中。在传教士眼里科学仅仅只是一种感悟上帝的手段。
如明代后期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在大明遭遇传教不顺后，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宣传西方科技等，然后再伺机行事，马上就改变了处境。利玛窦的这些行动不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招至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瞿学会并亲手制作了天球仪、星盘。
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知名学者顾起元、知府王泮、著名学者李心斋的
的儿子及他的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
早在徐guang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前十五年已经有人开始作这方面的尝试了。这个急先锋便是瞿太素。但是，显然这次的翻译不是利玛窦主动和有意识的，是瞿太素为自己学习的方便和显示自己的才学翻译的。翻译的内容也仅是《几何原本》第一卷。
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说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时，也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但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
徐guang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三次担任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内阁首辅。
万历三十二年，利玛窦在给远东耶稣会会长范礼安的信中说：“我们和京中显贵相过从，其中有大学士、尚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给他们讲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蚀的道理。又给他们制浑天仪、地球仪、绘制世界地图，答复他们无数的质问。从此，他们不能再认为西洋人愚昧无知了。”
到崇祯九年，明朝官员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十一人，生员三百人。
崇祯十三年，明朝宫廷内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三人，宫女五十人，宦官四十余人，皇族一百四 余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可见，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学、西教的气氛。尽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现于对待传教士与其传教活动上屡有冲突，但总趋势是西学东渐的程度愈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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