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话响亮而冷峻，众人原先只是觉得这文章写得好，出于一种欣赏的目光去诵读，至于文章的最终目的，反而忽略了，这时经过杨峥一提醒，这才惊觉这篇檄文的不妥之处，顿时面色一红，人人露出愧疚之色。
杨峥面色缓和了几分，道：“诗词文章终究是小道，一个人若终日沉浸在如何做好文章，如何将词儿构造华丽，就算有所成就，也不会走太远，这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强大，若只是重视文章，而不注重其他，终究也不会强大太久，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律法等一切有利于国家的学问，大唐之所以国富民强，就是他们有包容一切的心脏，有吸收一切的能力，才使得大唐科技，文化都齐头并进，最终缔造了这个世上最强的帝国，如今我大明重文轻武，重文章而轻视科学，才使得小小的安南也该欺负到家门……？”
这帮学子仗着道德文章考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可谓是天之骄子，平日里在别人的眼里，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文曲星，起初还不以为然，久而久之也就觉得是那么一会事儿，此时被杨峥一骂，顿时羞愧的满脸通红，不少人甚至低着头不敢看杨峥。
杨峥说了一番话儿，心头的怒气一经发泄，神色就缓和了不少，看着眼前几十个庶吉士，探花、榜眼、状元心头也有几分欣慰，老天爷给了自己一个绝好的几乎，自己是翰林掌院，一院之长，若能发挥作用，将自然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都悄无声息的融入这些人的脑海里，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比如翻译这个时候的欧洲自然科学，欧洲文艺，取长补短，等他们的认知，不再拘泥于存天理，灭人欲的认识时，那时候不用他多说什么，他相信这些大明的天之骄子，也回去摸索，探索，从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康庄大道，如此一来，自己也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先让这帮大明天之骄子，从四书五经，从朱程理学的怪圈子里跳出来，而取得这个效果，无疑是需要一场大的手术，而这个手术，就得靠亚里士多德的魅力了，老实说，杨峥心头对理学并不是十分的排斥，甚至对朱熹本人也反感，他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学说，开创了理学，能在南宋末年，经过元朝鞑子百年的流传，时至今日，便成了官方的主流学说，无疑还是有极大的魅力，可以说理学最初的形成，最为重要使命是为了回应佛教文化信仰之挑战，因此理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一切外部事务的解决都放在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即都化约为内在的生命问题与心性问题来解决。
也正因为此，一些理学家往往忽视实际问题，简单地认为只要内在的生命问题与心性问题得到了解决，外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一些走向极端者更是抛弃了儒学的经世传统，日益萎缩在生命与心性的领域内优游涵泳，潜沉玩索。湖湘学派虽然也是一个理学学派，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热心讨论“性与天道”而流于空谈，没有因为追求“内圣”而忽视“外王”，而是注重“体用合一”，力求保持内圣与外王、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所以，他们对理学内部出现的“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倾向展开了批判。
后来不少的有志之士，也看出了这个问题的所在，曾指出 “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国、保天下之道。而后之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亹亹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
也就是说，对“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是为了“保国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但是许多学者过多沉迷于内圣，只会“多寻空言”、“高谈性命”，结果是“不究实用”、“临事茫然”。这就违背了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而湖湘学派努力追求“得其体必得其用”，也使得他们能在派别林立的理学学派群中，显示出经世致用的特色。
为湖湘学派形成义理经世相结合的学术风格打下重要基础的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他用毕生精力研治《春秋》，著有《春秋传》。在《春秋传》中，胡安国反复强调《春秋》大一统、华夷之辨，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中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状况，试图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抵御金军、收复中原的现实目的，从而把《春秋》义理的阐发同两宋时期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结合起来。
胡安国的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他的后代和弟子们。胡安国季子胡宏虽然终身不仕，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经世致用的要求，积极倡导“有体有用”之学，关注由体而达用的政治事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胡安国养子胡寅所著《崇正辩》也是倡儒批佛的力作，《读史管见》更以理学观点评论历史，以历史事实阐发经书义蕴，均含有匡时济世之意。
为湖湘学派扩大规模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栻同样注重经世致用。他与乃师胡宏一样，也要求把内圣的道德精神和外王的政治功业统一起来。在《孟子讲义序》中，张栻提出：“嗟乎！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在这里，内圣的修己功夫和外王的“施之天下”是统一的。因此，张栻十分重视当时社会现实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兵政、兵法等军事方面的知识都非常关注，使得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特色更加突出、鲜明。
张栻的弟子们发展了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正如全祖望所评价的：“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猎）、游默斋（九言），而克斋（陈琦）亦其流亚云。”特别是吴猎，他把内圣工夫和外王事功统一起来，“非区
区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则宰相材也”。可见，由于吴猎能将内圣的“求仁之学”和外王之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故被称为难得的经世之才。所以理学在最初是好的，只是发展到大明后，读书人太过追求“多寻空言”、“高谈性命”，结果是“不究实用”、“临事茫然”，形成了一股空谈不务实之风，这股风气无疑对国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打定了主意让众人从理学中跳出来，目的很明显，让天下的读书人，不拘泥一家之言，拥有敢于怀疑，拥有辩证法，走到唯物的正确道路上来，他相信这股风气一旦扭过来，依着大明眼下殷实的底子，重现大唐的辉煌也不是不可能！
打定了主意，他先是在脑海里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以及平日里的言行都思索了一遍，然后思索从何处入手，毕竟是外来的学问，他也有些担心这些天之骄子排斥，这样的例子可不少，一个儒家与墨家争斗就绵延了上百年。
儒学创始者孔子死后，墨学创始者墨子继起。孔墨两大学派，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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