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8章:王振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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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了一早上的朱瞻基的确又渴又饿,接过灌肠吃了几口,端起茶杯一口气喝干了才觉得饥饿与口渴减轻了许多,不由得赞赏的看了一眼王振,心道:“这个王先生可比海涛那奴才细心多了?”

    趁着喝茶这功夫,朱瞻基断断续续将眼前这份奏折说了一遍,王振弓着身子听得仔细,却没有立即答话。

    朱瞻基见他不答话,微微皱了皱眉头道:“王先生为何不说话?”

    王振道:”“奴才不敢?”

    朱瞻基一愣,随即哈哈一笑道:“王先生不必担心,虽说我朝祖训太监不可干政,但那是洪武爷鉴于唐朝宦官权势过大,把持朝政才定下的规矩,王先生又不过是小小的写字太监而已,今日此举算不得干政,你只管言语才是?”

    在这宫中混了这么多年,王振自知道洪武爷定下的规矩“太监不可干政”在永乐一朝早已名存实亡,朱棣因靖难时,太监跟着他立下不少战功,忠心耿耿,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频频下西洋,出使附属国,随处都能看到太监的身影,永乐皇帝在的时候,碍于他的权势,文武大臣多是不敢说而已,洪熙继位的时候,那些御史,都察院开始抬头,敢于干涉皇帝的私生活,虽被皇帝痛打了一顿,但毕竟是开了头,如今新皇帝手段还不知如何,万一是个镇不住那些都察院、御史的主儿,今日多言,来日就是祸端,在宫中天子跟前伺候了这么多年,可不是白伺候的,小心驶得万年船。

    朱瞻基对王振的印象极好,若不是陈芜从小跟着他,用得习惯,还不一定让王振在身旁伺候,见他一脸担心之色,呵呵一笑道:“tai祖曾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一二,恶者常千百。用之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之为心腹,即心腹病。驻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怨,你既没有揣测圣意,乱用职权,何来干政之说“

    难得有这么好机会,王振早就想表现一番,刚才一番言语,不过是不想日后被那些外臣抓住了把柄而已,此时听皇帝如此说,最后的顾虑早已去得干净,忙磕头道:“有陛下这句话儿,奴才便是被那些言官骂死,也在所不惜了!”

    朱瞻基哈哈一笑,道:“不可诽谤言官,好端端的他们骂你做什么?”嘴上虽说得眼里,神色却没有半分的怪罪之意。

    王振偷瞟了一眼,立即将提起的心放了下来。

    朱瞻基这会儿正想听人说说话儿,好缓缓思路,见他放心便道:“说说吧?”

    王振心头虽欢喜,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机会错过一次少一次,下一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碰上,他可马虎不得,皇帝的事情说大也不大,这些时日他来往内阁,倒也听了几个阁臣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说起过苏州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还是洪武爷用典过猛,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里,大约有十五万贪官人头落地,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重典治吏”短期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慑作用逐渐削弱,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增多,最后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所哀叹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出现“天下繁剧难治之郡”有九,这九个州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吉安、开封、温州、琼州。在这些州中,又数苏州更甚,赋税繁重,官员冗多而**,百姓不堪负担。苏州地处要冲,周边驻军很多,驻军的扰民问题也很严重,甚至公开在长江、太湖中抢劫商船,杀人越货。此外,民风奢靡,重享乐、工巧取,妓院赌场遍布大市小镇,地痞恶少结帮团伙,横行城乡,社会风气与治安状况十分恶劣,在这种风气下,苏州就造成了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的局面,而想要扭转这种局面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一声竟不敢开口。

    朱瞻基倒也不急,身为皇帝眼光自不一般,这奏折的问题,他其实早已看明白,之所以想让王振谈谈看法,不过是想心头的那点主意还不确定而已,想多一个人说说,或许能有些好的建议而已。

    约莫过了两盏茶的功夫,王振才吸了一口气,对着朱瞻基行了一礼,朗声道:“洪武初,tai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赋税看似重些,但那是洪武爷鉴于我大明社稷未稳,百废待举,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财政急需该地区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扶植生产,又通过临时性的蠲免、降低官田科则、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说起来,这些号令对苏松一带大大有利,洪武四年,朝廷曾下诏“免江西田租”,其诏曰: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皆以中国精锐,屯守边要,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黎庶,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事宜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资财一空。归附之后,供给繁重,已九年矣。两浙归附以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亦四载于兹。今虽扫除,尚未苏醒。其免今岁秋粮。……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唯尔下民,体朕至意!“苏州等地赋税虽高,高的却是留守的寻常百姓,他们为了完纳苛重的赋税,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说到这儿,王振抬头看了一眼朱瞻基,见他点了一下头露出深思之色。心头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些话儿,这些时日他在内阁听了不少,此时加以自己润色理解,一说便说到了问题的关键。

    朱瞻基道:“王先生所言极是,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此举着实对苏州百姓不公,可那些大户只怕未必?“

    王振本就是个机灵的主儿,一听皇帝这话儿哪里

    还不知该如何说了,急忙道:“陛下说的是,自我朝洪武始,通过迁徙富民、籍没诸豪族及富民田等手段,促使江南地区大量民田向官田转化,直接从土地上以私租额征收剩余产品,该产品兼具地租与赋税两种性质,所以官田税额在数量上要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到了明洪武时期,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赋额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给农民耕种的,赋税都需人民承担,因此税负奇重。洪武以后,官田数量极大地超过了民田,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1/15,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我朝当时全年的田赋收入约三千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二百七十五万石,约占全国的1/10;而苏州一府七县竟高达二百八十一万石,超过了浙江六十六县的税额之和。苏州共垦田刘万陆仟零五十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的1。1%,而缴纳的税粮却占全国的9。5%,由此可见苏州人民的负担之重,不逃亡就会被困死,然后在我洪武一朝,苏州赋税极重,且尚能按时上交税收,到建文帝即位后曾下诏:国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期?今悉与减免,亩毋踰一斗。但其享国日短,成祖践位后改革措施俱废。我永乐帝北征蒙古、南荡安南,遣郑和通使域外,疏浚运河、营建北京,国家军政耗费的增大,使得江南赋税极大,拖欠还不大,如今才过洪熙一朝而已,赋税累积如此之大,这其中固有百姓逃亡,但在奴才看来,多半是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才造成了如此局面……?“

    王振见朱瞻基没反对,想起前些时候听夏元吉说过,苏州赋税年年亏欠,除了百姓逃亡,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漕运管理混乱不堪,粮长“大斗进小斗出”;没有固定储粮场所;没有收运记录等弊端,助涨了贪污之风。正是由于管理不清,官吏们才有机可乘,徇私舞弊,贪污成风,敲诈成性,更增加了百姓的痛苦,许多的百姓是饿着肚子种田,冻着身子织布,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的收入还不够缴税——,又细细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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