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首山分家之后，情报收集系统的主体留在保宁坊，归入林英名下。新组建的针对京西“没脸的”和吐蕃、回鹘的情报收集系统及人员则随李茂迁入右军大营。
对外情报收集工作刚刚起步，还很不成系统，人员都是李茂一手挑拣，分家之后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不大。
龙首山的四大处依旧保留，继续留在保宁坊，李茂和林英都有权向四大处发号司令，但除了总务处外，李茂的势力在逐渐收缩，他准备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首要的是选人，李茂现在手里能用的干将有两员：常木仓和陈数。常木仓已经从保宁坊脱身出来，用起来自然没问题，陈数是否要调回来，却很值得思量。
主意尚未拿定，陈数却主动约见了李茂，他表示说愿意继续留在保宁坊那边，陈数的理由很多，李茂却没有耐心听完，他只开了个头就被李茂打断了。李茂已经想通了，陈数留在林英那边对他也有好处。
组调在陈数的主持下已经发展成为龙首山内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陈数的选择，李茂认为应该有限度地给予尊重。
从一开始陈数的身上就打上了李茂的印记，而今仍然是，此刻再留在保宁坊意味着他今后的日子很难熬。
关于这点，李茂想听听他的看法。陈数道：“这个我深思熟虑过，若我连这一关都扛不过去，我这个人也就没有多大使用的价值了吧。”
李茂道：“按照圣上的意思，龙首山一分为二，但毕竟还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勺子和锅还免不了磕磕碰碰，但若打碎了锅，就谁也吃不成，这点你务必牢记。”
陈数道：“我记住了。”
陈数不能过来，李茂就委常木仓以全责，总务处看起来都是些七七八八的鸡皮小事，琐碎又麻烦，且还很难做出功绩来，但对一个门外汉来说，这是熟识一个组织最有效的切入口。当初李茂把常木仓放到那个位置就是为了这一天。
以常木仓的才干不应该陷于具体琐碎之中，他应该从一个更高更远的角度统筹全局。
李茂要他通盘筹划，筹建两个机构，一个用于甄别、追踪、猎杀钻进大唐藩篱内的不速之客，一个则是向外派遣不速之客，钻破别家的藩篱，渗透进别家庭院。
这无疑是对常木仓的极大信任。不过李茂做出这个决定也有些迫不得已，他现在分身无术，没有过多的精力花在这些事上。他眼下另有一项重要的使命需要完成。
西川节度留后刘辟请领节度使的请求被驳回后，一改强硬态度，上表请罪，言辞诚恳。刘辟遣使入京，表示要归还西川的版籍，并暗示愿意将西川的官员任免权交还给朝廷。
韦皋治理西川的后期，管内官吏的任免权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上至幕府上佐、地方刺史、县令，下至书史、胥吏，韦皋一言以决，朝廷但根据所请颁授文书而已，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维持到韦皋死，才在他的遗表中提到了将西川官吏任免权交还朝廷的设想。
明知这是韦皋临终前画的一张大饼，朝中的一些人还是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割据西川二十年的韦皋也因此以忠臣盖棺定论。
在李茂看来这分明就是韦皋临死前使的雕虫小技，用意无非在麻醉朝廷，以保全忠名，以帮助刘辟在西川站稳脚跟。
李茂曾就此事专门上奏折警告过李纯，也曾委婉地提醒过杜黄裳，但效果并不好，不管是李纯还是杜黄裳对李茂的善意警告都置若耳闻，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反过来朝廷上下都在忙着神话韦皋，把他塑造成为大唐镇守边疆二十年的功勋、忠魂。
现在看李茂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朝廷倾尽心力树立的韦忠臣并未曾丝毫感化心怀异心的刘留后，刘辟一旦站稳脚跟，就忙着跟朝廷唱对台戏。他的示弱也完全是权宜之计，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他用武力解决东川和山南西道问题争取最宝贵的时间。
林英的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五京和关中腹地，这样做很容易出成绩，得到上面的认可，但对热点敏感地区重视不够的结果是，一旦这些地区触发突发性变故，龙首山就会显得极其被动。
观天之眼未能睁开，使得朝野上下一片盲目乐观。
加上刘辟灌的这份分量十足的**汤，朝中上当和假装上当的人不在少数，朝议认为刘辟知错能改，便是大唐的忠臣，朝廷应循例降其节旄，以收其心。
因此，在朝廷下诏斥责刘辟行事孟浪后不到三个月，便正式下诏授予刘辟节度使节旄。
但此刻仅仅一支节旄已经不能满足刘辟的胃口，他上表朝廷请求兼领东川和山南西道，做三镇节度使。此刻距离李全忠的献俘礼结束还不到半个月。
朝廷诸公大怒，讨伐之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吃了刘辟好处的人为他说清，以蜀道艰险，新朝初立不宜讨伐为名，劝朝廷不要大动干戈。
杜黄裳问这些人：“刘辟求领三镇节度使，这样先例在国朝历史上可曾有过？”
一人兼领三镇节度使，在大唐历史上出现过，最有名的就是安禄山，安禄山在造反前曾一身兼领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雄兵劲骑二十万，兵力总数占了天下的一半，权势熏天，以至于一旦发难叛乱，天下无人能制，酿成了几乎倾覆大唐的重大灾难。
杜黄裳的话无人敢应，刘辟求领三镇节度使荒诞可笑，朝廷没有任何理由迁就，若不迁就就要开打，刘辟的西川远不及当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强大，刘辟一狂狷书生也远不如安禄山心机深沉有谋略有手段，打似乎是能打的赢的。
但大唐自贞元以来历次跟藩镇的作战最终都不了了之，朝廷除了荼蘼钱粮，丢失颜面外，所能收获的只剩一次又一次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
不要说夏州，那只是一个意外，夏州出了一个李全忠，又恰好擅于捞偏门的李茂打那路过，风云际会，才有奇袭得胜。成都没有李全忠，李茂也没出使南诏恰好路过，指望西川内乱无异于痴人说梦。
西川若不乱，以蜀道之艰险，朝廷有甚把握能平息这场谋划已久的叛乱，你杜黄裳说大话是把好手，可说几句狠话就能吓死刘辟吗？显然不能。
蜀道的艰险，李纯并不陌生，他虽然没有像他兄弟李结那样云游天下，足迹踏遍大唐的三百军州，却也绝非足不出户，大唐五京，扬州、魏州、成都等地他都曾游历过。
蜀道艰险，西川易守难攻，这个道理不必朝中那些喋喋不休的大臣告诉他，李纯心里清楚的很。
刘辟的无理要求李纯并不打算答应，还是上次那句话——朝廷有朝廷的纲纪，一个目无君长的藩镇节度使说要兼领三镇，朝廷就答应，那将来若有人要兼领京兆府，是否也要答应他？
“刘辟一狂狷书生，陛下万不可姑息迁就。”
延英殿君臣奏对时，杜黄裳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打，西川这一仗必须打。
参加这次奏对的除了杜黄裳还有其他两位宰相贾耽、袁滋，以及度支、转运、兵部等有司主任官员，鸿胪少卿李茂也获准参加奏对，理由是朝廷若对西川用兵，需要评估吐蕃、南诏以及南蛮土族对用兵的反应。
“打是必须要打的，眼下的难处是怎么打，李太白说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刘辟久居西川多年，熟知地理、民情，又是蓄谋已久，朝廷有甚么把握打赢这一仗呢。”
袁滋是稳健派，他虽也赞同此仗必须打，却不像杜黄裳那样乐观，他强调此战若不能避免，必须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而不能像杜黄裳那样说打就打，那样做，他认为太过冒险。
袁滋的见解得到多数官员的赞同，众人纷纷言是，声音很小，但态度很坚决。
李纯不动声色地望了李茂一眼，问道：“李少卿有甚话说，究竟是主张打还是主张抚？”
李茂出班奏道：“能不打自然不打最好，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仗若是不打，无疑是给天下的野心家们传递了一个很坏的信号，那就是朝廷只敢捡软柿子捏，稍稍硬一点的柿子朝廷就束手无策了。刘辟一无才无德的书生尚且能兼领三镇，你让那些野心勃勃、志气比天高的藩帅们又会怎么想，他们若上奏朝廷说我要领四镇、五镇乃至六镇、七镇呢，你也要答应他们吗？你不答应他们就要造反，你答应他们，那要不了多久，天子所能以臂指手的地方也就只剩两京关中之地了。到时候钱粮不足，诸公的俸禄怕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仗得打，而且得说打就打，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也。”
李茂出身不高，又非士林出身，骤然蹿升高位，在朝中那些靠门荫、科举起身的士大夫们眼里就是个痞子，如今他这痞气十足、不学无术的一段话说出来，众人不觉瞠目结舌，欲和他辩，又怕失了身份，于是纷纷闭嘴。
杜黄裳闻言抚须微笑，心里暗赞李茂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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