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霖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gm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gm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gm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的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附注：“不抵抗政策”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gm政府一再妥协，中国gd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国gd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国gd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gd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gd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gmd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16日，gmd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17日，中国gd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中国gd党内也出现过“杀蒋”
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的台子，但后来又转为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据中国gd官方资料，中国gd是出于统战目的，因为即使杀蒋，并不会对gd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有可能使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那样的话，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gd本身都是有害无利的。
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子、宋美龄举行会谈。
24日，蒋中正口头答应了六项协议。即：
改组gmd与gm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张学良见蒋介石接受了谈判条件，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即力排众议，决定无条件放蒋。
25日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自己亦随同护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
29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gmd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08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gm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张学良自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当局颇不自在，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学良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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