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四章 旧恨新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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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岳先生筹划之深远,用心之良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伊藤博文听了岩仓具视的肺腑之言,心中激动,眼角竟然有泪花闪动,“我在这里,代天下万民,谢过对岳先生。”

    伊藤博文说完,坐着向面前的岩仓具视深深的鞠了一躬,岩仓具视也鞠躬还礼,“我力仅止此,我身故之后,日本的命运,便全靠俊辅了。”

    听到岩仓具视话语中满是凄凉之意,伊藤博文劝道:“对岳先生不要这么说,无知宵小,不识国家大计,先生尽可不必理会,平日出行,多多防备,等到大计得成,天下复归太平,先生的苦心,便可大白于天下了,自然不会有人再来找先生的麻烦。”

    “呵呵,俊辅,你还不明白吗?现下国民尚不知道实情,一旦以北海道换俄军的密约公诸天下,便是我命归黄泉之时啊!”岩仓具视自嘲的笑了起来,“卖国奸贼,人人得以诛之,那时哪怕天皇陛下想要保护我,只怕也是不能够的了。”

    “可是……对岳先生如此为国,却要背负国贼骂名,失去生命,这不公平!”伊藤博文当然明白岩仓具视说的是实情,他心有不甘,握紧拳头,情不自禁的捶起腿来。

    “我早年便位列‘四奸’之一,欲诛我者多矣,能活到现在不死,我已经很满足了。”岩仓具视叹道。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在说以前的往事,那是万延元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岩仓具视借此机会。提出“公武合体”。改善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他安排将军德川家茂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结婚。反对幕府及开国的武士认为岩仓具视在支持幕府,岩仓具视因而被尊攘派视为寇仇,列为所谓“四奸”之一,先是要朝廷驱逐他,接着甚至要派武士刺杀他,岩仓具视因而被迫离开朝廷,到京都郊外隐居当了和尚,方保得一条性命。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已然有了必死的觉悟。事情发展到了现在,已然无可挽回,只有叹息连连。

    “俊辅,你这一次帮我在天皇陛下面前进言,促成此计,我很感激。但是,这件事对你的声誉来说,损害也是太大,所以从现在开始,有关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你都尽量不要参与了。”岩仓具视说道,“陶庵一直激烈反对此事。但以他的聪明,日后是会想明白的。陶庵可为你的强助,现下我让他赋闲,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名誉,因为毕竟将来需要你们来收拾这个残局。斧钺加身的事,便由我来承担吧!”

    听到岩仓具视的最后一句话,伊藤博文终于流下泪来。

    “俊辅不必如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能为国而死,幸事也。”岩仓具视交待完毕,感到一身轻松,看到伊藤博文流泪,笑着说道,“当年会议征韩时,南洲先生都有必死的觉悟,今日,该轮到我了。”

    伊藤博文想起当年西乡隆盛因征韩之议被否决而一怒辞官回乡的事,想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西乡隆盛和岩仓具视这一对维新重臣全都同归于尽,不由得慨叹不已。

    大阪,萨摩军参谋本营。

    当林逸青来到西乡隆盛的房间时,赫然发现西乡隆盛正在那里写字。

    西乡隆盛并没有发觉林逸青的到来,全神贯注的挥毫疾书。侍立于西乡隆盛身旁的桐野千穗看到林逸青不解的样子,冲他微微一笑。

    林逸青缓步上前,来到了西乡隆盛的身边,此时西乡隆盛刚好写完,正立于书案前欣赏自己的作品。

    林逸青看到长长的宣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酷吏去来秋气清,鸡林城畔遂凉行。须比苏武岁寒操,应拟真卿身后名。欲告不言遗子训,虽离难忘旧朋盟。故天红叶凋零日,遥拜云房霜剑横。”

    在这首诗中,西乡隆盛以苏武、颜真卿自况,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然后“杀身成仁”。从这首诗看,他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瀚鹏,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

    “南洲先生此诗名为《蒙使于朝鲜国之命》,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看诗名,便猜出了个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乡隆盛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赠以红叶,心有所感,往事历历在目,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

    “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便不会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说道,“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士族得有生计,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纷扰了。”

    林逸青熟悉历史,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积极倡议征伐朝鲜,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战争,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明治五年9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开。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声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了阁议的主题:将对朝交涉视为“关朝威,系国辱”的重大问题,认为朝方“将我目为无法之国”,自然导致“不虑之暴举”,而“我人民将遭受何样的凌辱,其势难测”,因而准备对朝鲜加以“断然出师之御处分”,派遣“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保护在韩日本人,并命令九州镇台随时保持戒备。在此军事压力下,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必然达成谈判”。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展炮舰外交。

    板垣退助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主张迅速派出陆军一个大队,保护在韩日本人。阁议的整个倾向也倒向此。然而西乡隆盛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今若忽然向朝鲜国派遣陆海军,保护吾臣民在彼地居留者,朝鲜之吏民见之,怀疑惧之心,必曰:‘日本国谋划呑噬朝鲜国。’由已启其端,是违吾朝廷当初对朝鲜国之徳意,宜停止派遣陆海军,先派遣全权使节,以公理公道晓谕朝鲜国政府,使彼政府自悔悟其过。”西乡隆盛自己要求作为全权大使赴韩,去“晓谕”李朝政府。

    8月16日,西乡隆盛去三条实美的家中与其商谈,次日他给板垣退助的信中详细叙说了自己是如何与三条实美辩论的:“此时决非立即开战之时,战争应分两步走。今日之势,从国际公法追究,虽亦有可讨伐之理由,然彼尚有辩解余地,且天下人更不知底里。今我丝毫不抱战争之意,仅责其轻薄邻交,且纠正其前此之无礼,并示以今后拟厚结邻邦之深意。本此宗旨派遣使节,彼必不仅气势凌人,甚至将杀害使节。其时,天下人皆将奋起而知其应予讨伐之罪,非至此地步不能了结。此事则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此固无庸申论。”

    “派遣小弟(西乡)之事。若在先生处(板垣)处犹豫不决。必将又拖延时日,敬希出面干预,排除异议。舍此,则断难实现开战,故用此温和之计,引彼入我彀中,必将带来开战之机。倘以余在此举中万一遇难为不妥,而生姑息之念。则于事理不合矣。吾身已十去**,余年不多,敬祈俯允所愿。”

    西乡计划的目的也是十分清楚,将“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而当时 “思乱”的就是因特权逐步丧失而不满的士族,利用这些武士去实现“兴国远略”,无疑内可平息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外可从军事冒险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然而,西乡所没有想到的“横生枝节”却发生了。9月13日。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人回国。反对立刻征韩的大久保、木户等人,开始以岩仓为核心。公开提出异议。几次会议上,双方的意见有如平行线一样,不可能有相交。

    双方一直吵到10月22日,西乡、板垣、副岛、后藤四人到岩仓家中,要求其上奏十五日的会议决定。岩仓说:“予与三条公意见不同,此卿等所知者。今予为太政大臣代理,不能不将予之意见亦奏上。故予欲将两说一并上奏,听待御裁可。卿等暂待敕答之降。”西乡与之激烈辩论,西乡说:“此事既由三条公内奏,已有御裁降下。今如付之再议,恐有虞圣意。对此,如何考虑?”岩仓答:“即便御裁降下,余将以己意见进谏,中止派遣使节。”西乡被其激怒;“阁下之言既已至此,我等便与阁下无话可说。”然后,愤然离席。次日,西乡就递交了辞表。

    10月23日,岩仓将十五日的决议和自己意见一并上奏,请求天皇亲自裁决。他本人的意见为:“今臣奉使复命,尚无暇详细报告,而遇内阁遣使朝鲜之决议。臣窃思之,维新迄今仅四、五年,国基未坚,政理未整,治国之具似备而告警之虞难测。今日之时犹未可轻图外事也。虽然,朝鲜国与我修邻好,于兹数百年,彼加非礼于我,我岂能默然受之?且遣使之事,业已初步决定,臣亦然之。至于派遣日期,则不可不详审缓急步骤。若彼顽固不化,不加礼于我国使节,则我不可无对策;若我无对策,有损于我国权也。且彼已显露端倪,故遣使之日即决战之时。此乃军国大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伏冀陛下深察事之本末、势之缓急,圣断之。臣具视不胜激切屏营之至。昧死上言,诚惶顿首。”天皇表示:“是国家之大事也。朕熟思之,明朝答之。”

    10月24日,天皇以敕书的形式,告知采纳岩仓的意见:“朕自继统之始,体先帝之遗旨,誓尽保国安民之责。赖众庶同心协力,渐至全国一致之治体。于是整国体,养民力,以期永远之成功。今嘉纳汝具视之奏状,汝宜奉承朕意。”赴韩使节一事被无限期延期。同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四人也提交了辞表。“征韩派”五参议的辞表被立刻受理,允许五人辞职。10月25日,岩仓和大久保开始重新组建内阁,将伊藤博文和胜海舟补任为参议,政府中枢进行了大换血。——这一事件即是“明治六年政变”。

    西乡隆盛等人的下野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天皇在25日和29日两次向近卫兵下达敕书,要求:“汝众决勿怀疑念,应一如既往,克尽职守。”并且还亲自召见簊原国干等将校,进行劝慰。然而近卫兵尤其是萨摩出身者,还是有数百人辞职。 “辞职而去者甚多,近卫士官因此几成一空。”

    明治政府的政策逐步削除了士族的特权,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得对政府不满的士族们拥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这让不平士族们拥有了基层和高层相结合的可能。时局发展到这一步,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林逸青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扩大了这场决定日本“基本盘”的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而已。

    而俄军的介入,也是在林逸青意料之中的,甚至可以说,引诱俄军参战,也是这个庞大计划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此时的西乡隆盛,自然不会知道林逸青内心深处的想法,他现在所想的,则是同岩仓具视的旧恨新仇。

    “瀚鹏,你得到的消息确实吗?”西乡隆盛又问道,“确是岩仓具视主持的借兵露西亚,并许诺事成之后将北海道割让给露西亚的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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