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哲因为主持船政期间屏弃左季皋“兵商两用”的造船思想，而后又直言左季皋给船厂选址不当，深深得罪了左季皋，苔湾逐倭之役期间林义哲又将临阵脱逃的曾是左季皋的亲信部下的苔湾知府刘敖斩首正法，以及林义哲因保苔驱倭的大功，得以“赐进士出身”，更是惹得“赐同进士出身”左季皋切齿深恨。只要提到林义哲，左季皋必然痛骂不已。
而今天的左季皋，竟然破天荒的没有骂这个他要孙女牢记的“天底下最坏最坏的人”。
“林襄已然去世经年，想不到老亮还是念念不忘啊！”曾伯恒笑着揶揄了左季皋一句。
“此人虽令人痛恨，然确有才干，所经办之事，少有人能及。”左季皋叹道，“他这一没了，借洋债的事儿也吹了，西征饷源大受影响。外人都道我恨此人，谁知此人故去，最为痛惜者，亦有我左某人在内啊！”
听到左季皋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曾伯恒登时恍然大悟。
在中日甲戌战争结束后，大乾朝廷痛感海防之不足，国家积弱日久，决心“大兴洋务”，以“起振积弊”，“求富自强”。并下“定国是诏”，将兴办洋务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针政策。而国家财力不足，林义哲提出效仿西国之制，“举借洋债”兴办洋务，并利用自己个人的关系，和欧洲著名的金融巨头罗特希尔德家族达成了500万英镑的巨额无息贷款意向。消息传出之后，洋务派官员们都振奋不已，而保守派官员也少见的没有太多人反对（当然弹劾此事的清流言官仍有不少），因为哪怕是林义哲的政敌，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左季皋自然也不例外。
左季皋想当然的认为，既然林义哲是以大乾帝国的国家信誉为担保来办理的这笔巨额贷款，这当中自然便应该有他西征饷银的份儿！
而“借洋债”这种事，其实他左季皋并不陌生。
自大乾全隆年间改西域为新疆以来，新疆驻军和西北用兵，军费一项，多以协饷方式解决。何谓“协饷”？新疆初置，财政难以自立，故由户部和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故称调拨银两为“协饷”。从全隆二十五年开始，大乾朝廷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二三百万银两，因禁烟战争和圣平天国运动，显凤年间，协饷屡次裁减，数额大幅下降，到彤郅初年，每年实拨协饷仅44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协饷中，两江60万两，浙江144万两，广东84万两，由于历年拖欠，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1960万两。
左季皋的西征重新“激活”了协饷制度，但屡屡困于拖欠，协饷难办。加上左季皋人缘太差，比不得当年曾伯函用兵时东南协饷的“风起云涌”。彤郅六年，左季皋移师西北路过江西时，当时的江西巡抚刘昆义还主动要求每月增拨协饷2万两。但不久之后，刘昆义便借口有困难，增饷和协款便无踪影了。而沿海各省，则借口筹办海防，自顾尚难，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左季皋曾屡次奏请朝廷催各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协饷能否协起来，原要靠中央调度，可显凤彤郅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就彼此通融协借，户部亦不过问，没了全隆时那一番大一统的财政统筹能力。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惜乎协调这一块儿，以左季皋的性格和处事方法，根本就做不来。
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季皋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经办人则是胡雨霖。左季皋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从彤郅六年到七年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有人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样一来，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下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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