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述的第一反应是吃惊,非常吃惊,甚至都怀疑自己老眼昏花听错了,但齐王就站在自己眼前,正在意气风地慷慨陈词,这绝对没有错,齐王的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就是镇戍北疆。
但是,齐王绝无意愿卫戍北疆,齐王提出这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肯定另有目的。
这是宇述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对这一判断他深信不疑。
齐王是什么人,他一清二楚,他自中土统一后就始终陪伴在圣主身边,是看着齐王长大成人的,尤其自元德太子薨亡后,他对齐王就更加关注,毕竟齐王是名正言顺的皇统继承人,只要齐王自己不出意外,东宫的主人肯定是齐王,这既是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中土长治久安的需要,然而,让他极度失望的是,齐王不但出了“意外”,而且还是天大的“意外”。齐王坚持保守的政治理念,与圣主和改革派的激进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如此一来齐王不但亲手断绝了自己的储君之路,还挑起了皇统之争,恶化了政治局面,直接危害到了国祚稳定和统一大业。
当然,责任不能都推给齐王,新一轮皇统之争的爆,归根究底还是源自改革和保守这一核心矛盾。今日杨玄感动兵变,也是源自这一核心矛盾。只要这一核心矛盾存在,政治风暴就会一个接一个,直到对手倒下,或者双方同归于尽,否则风暴都不会停止。
齐王本已被风暴“打倒”,但第一次东征失利,给了齐王卷土重来的机会,而今天这场风暴,又给了齐王夺取皇统的机遇,如此千载难逢的机遇,齐王怎么可能放弃？既然齐王一门心思要入主东宫,又怎么可能北上戍边？现在南北关系恶化,边陲烽烟四起,北疆形势严峻,戍边不但责任重大,更有性命之忧,自小养尊处优的齐王,又怎么可能置自己于险境,在刀尖上跳舞？齐王身份特殊,影响力很大,尤其“失德”一案爆后,他在皇统之争中的优势已丧失殆尽,政治上也越来越边缘化,这时候北上戍边,在政治上释放的信号不会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实际上就是贬黜,就是政治流放,这等于在政治上判了齐王的“死刑”,而野心勃勃的齐王怎么可能改弦易辙,一心求死？
既然如此,齐王为什么还要主动北上戍边？
宇述第一个想到了汉王杨谅。当年先帝让汉王杨谅坐镇北疆,统领代晋幽燕冀五十三郡军政大权,名副其实的“北方王”,实力强大到足以与中央抗衡,结果先帝一死,汉王杨谅就动兵变,要以武力推翻圣主夺取皇统。这个教训丨太深刻,这也说明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性,而要加快中央集权的步伐,就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以改革的名义,把权力和财富最大程度地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手中,于是“轰轰烈烈”的集权改革开始了,而阻碍中央集权的最大“拦路虎”,也就是州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和地方行军总管被率先取消,中央直接下辖一百九十个郡,卫府直接下辖六百多个鹰扬府,把坐镇地方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一扫而空”,如此一来中央政策的执行效率大大提高,改革进程大大加快,而更重要的是,统一大业得到了加固,不会再出现像汉王杨谅这等直接威胁到国祚稳定的“地方诸侯”了
齐王北上戍边的目的是不是要仿效含汉王杨谅,做个“一方诸侯”？这显然不现实,现在军政分开,即便在边陲,也是地方行政权归郡守,卫戍军权归鹰扬府,无法大权独揽。再退一步说,圣主即便授予齐王卫府大将军职,授予其战时指挥权,但到了边陲同样会被实权军将们架空,因为卫府统帅无法直接指挥鹰扬府,战时皇帝会任命武牙郎将、武贲郎将为军将,统率数个鹰扬府作战。皇帝只要控制了军将和鹰扬府郎将,也就基本上控制了军队。先帝时期,最高统帅下面都是行军总管,而一个行军总管下面都有好几万军队,总管们的权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军权的集中,到了圣主时期,最高统帅下面都是军将,一个军将下面最多也就四五千人马,少的甚至只有一两千人,军将们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显然有利于军权的集中。
当然,凡事都有变通,前些年圣主为了经略西土,特设了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大权的弘化留守府,留守府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只要它存在,留守府的最高长官就手握重权。这几年因为东征,某些特殊地方镇戍力量需要增强,于是留守府也越建越多,比如东都留守、西京留守、江都留守、涿郡留守、彭城留守、东莱留守等等,虽然规定了都是临时机构,事毕即撤,而且不同的留守府,因为具体职责不同,权力也有大小,但只要没撤消,留守府的最高长官还是大权在握。
依照这个趋势,当南北关系恶化,整个长城防线都遭到北虏攻击后,仅靠弘化留守府和涿郡留守府阻御北虏肯定捉襟见肘,不出意外必然要在代晋地区再建一个留守府,而且还是最大的一个留守府,因为大漠北虏南下基本上都选择从阴山一线动攻击,代北自古至今就是南北大战的正面战场,所以正面战场上的军队理所当然最多,军队的最高统帅理所当然也是权力最重。
以此推断,齐王显然是着眼于未来,以暂时的“政治流放”来赢得建功立业的机会,一旦南北大战爆,代北成为主战场,齐王就能成为新建留守府的最高长官,北疆镇戍军的最高统帅,接下来他只要守住了长城防线,他就能建下累累战功,从此声名显赫,甚至名留史册,更重要的是,他能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自己的实力增加到一个难以估量的高度。实力决定了一切,实力越大,他距离皇统也就越近,而利用战争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对实力来夺取皇统,才是问鼎天下的“大道”。以“大道”问鼎,败了,问心无愧,赢了,即便是对手,也是心服口服。
宇述心生敬佩之意,他不是佩服齐王的勇气,而是佩服给齐王献策的那个“高人”。
这个计策堂堂正正,无懈可击,即便是圣主和中枢决策层里的那些大佬们,也是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齐王要北上戍边,要抗击北虏,要忠君卫国,要舍生取义,要马革裹尸,如此大义大信,大智大勇,圣主和中枢怎么反对？拿什么理由反对？圣主和中枢反对的任何一个理由,都会让齐王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加“猥琐”,让政局变得更加震荡,让形势变得更加恶劣;反之,圣主和中枢如果坚决支持齐王戍边,则能获得一系列的政治利益,甚至还有意外之喜,比如圣主就能权威大增,危急关头不惜牺牲自己嫡亲儿子的性命去保家卫国,必然能赢得人心军心,而人心向背太重要了,在大势面前,即便是对手也不得不暂避锋芒,如此圣主就能最大程度地挽救中央威权,稳定政局,集中力量应对国内外危机,甚至有可能延缓南北战争的爆,而这个延缓对圣主和改革派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决定了执政者的生死存亡,决定了改革的成败,决定了国祚命运。
当然,有利就有弊,弊端是事实存在的,齐王为了建功立业,有可能蓄意激化南北矛盾,加快南北战争的爆,这就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这场南北大战,齐王无论是打赢了、打平了,还是打输了,都会给中土带来不同的危害
打赢了或者打平了,齐王都是功勋显赫,储君的位置是不是给他？如果不给他,齐王会不会像汉王杨谅一样动兵变？退一步说,就算齐王没有动兵变,但他也不会回京,不会自寻死路,他势必要据北疆而称霸,公开与中央抗衡。这个隐患就大了,可以预见,他们父子迟早都要反目,都要兵戈相见,大打出手。
战争打输了就是中土的灾难,齐王固然是“一败涂地”,甚至是“灰飞烟灭”,而圣主和中枢也必将受累,继两次东征失利后再一次遭受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击,后果之严重,实在是无法预料。
如此一来,这个利弊就难以权衡了,到底是支持齐王北上戍边“利”大,还是利用这场风暴在最短时间内彻底摧毁齐王最为有利？
宇述绞尽脑汁、耗尽心力,反复分析推演,试图权衡出利弊大小,给齐王一个明确答复。他没有时间拖延,东都战局很不好,卫升大败,杨玄感正在杀奔关中,他根本就拖不起,他必须马上给齐王一个承诺,否则激怒了齐王,双方撕破脸,眼睁睁看着杨玄感杀进关中,问题就严重了,到那时岌岌可危的就不是齐王,而是国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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