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珉走后,杨玄感与胡师耽等人又商讨了很久,最终还是决策,做好提前兵变的准备,在未来一个月内做好兵变的全部准备工作。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正的关键不是兵变是否暴露,不是谁谁告密的问题,因为真正知道兵变存在者都是利益攸关者,都有同谋之嫌疑,最终告密者也难逃一死,而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能拿到确切证据的告密者还十分有限,此事都还在可控范围内,所以真正能够危及到兵变的关键是在其他方面,比如李风云所估猜的陇西局势骤然恶化。
如果李风云预测准确,西北军统帅元弘嗣措手不及、顾此失彼下,的确有可能做出错误决策,而西北决策一旦错了,后果就很严重,会直接破坏土在西疆的国防和外交战略,那么元弘嗣的处境就十分恶劣了,对西北军的掌控力必然下降,对关乃至西京的威胁也就必然降低乃至消失,而杨玄感因为失去了元弘嗣这一大助力,兵变胜算亦是骤减,如此一来西京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到那一刻杨玄感就被动了,事情就麻烦了。
那么现在陇西局势到底怎么样？从去年西突厥人再次把势力范围拓展到西域地区,西域诸国纷纷臣服,土部署在西域三郡的河西军团被迫收缩防守后,土在西域东南部的且末和鄯善两个郡就“有名无实”了。而这两个郡过去是吐谷浑人的势力范围,很明显,吐谷浑人必定会顺势夺取这两个郡,然后在西突厥人的暗支持下,借着土人东征高句丽无暇西顾之际,卷土重来,向西海发动反攻以图复国。
所以,李风云对陇西局势的预测是可信的,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虽然东都至今还没有接到吐谷浑人反攻西海,陇西局势急骤恶化之消息,但从西海的气候规律,以及土东征时间来推演,吐谷浑人若想复国,此刻应该已经展开了反攻。考虑到西海距离东都过于遥远,讯息传递十分不便,再加上西北军政官员为逃避罪责蓄意隐瞒等诸多因素,这个消息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东都,而且还未必会让东都立即察觉到西疆爆发了严重危机。
不过,做为西北军统帅的元弘嗣,他对西疆危机肯定很清楚,他必须在抵御外寇维护西疆安全,和在发动兵变控制西京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会做出何等选择？若其选择抵御外寇,放弃发动兵变,杨玄感怎么办？是不是也放弃这次黎阳举兵的机会？然而,到了那一刻,就算杨玄感想放弃都不行了,因为西京要自保,西京绝不会让杨玄感抓住自己的把柄,把自己拉进死一生的险境,再说这也是一个摧毁杨玄感及其以他为首的政治势力的最佳机会,西京不会放过,而西京只要与杨玄感浴血奋战,竭尽全力保护东都,那么将来即便圣主和改革派要在政治上进行清算,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向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出手。
由此可见杨玄感的处境十分恶劣,危机四伏,必须做好提前兵变的准备,而若要提前兵变,攻击目标唯有东都,只有打东都一个措手不及,打西京一个措手不及,才能在绝境赢得一线生机。但凡事有利有弊,把本来应该在两个月内完成的事,集在一个月内完成,兵变暴露的风险就更大,暴露的时间就更早。
好在整个黎阳都在杨玄感的控制之下,有严守秘密的条件,只是黎阳毕竟是河北人的地盘,河北人无孔不入,若想守住秘密还是有相当的难度。而在河北对杨玄感构成威胁的最重要人物就是崔弘升,所以当务之急是挑起河北贼劫掠永济渠,迫使崔弘升把全部精力放在剿贼上,最好是将其诱骗到河北北部的河间郡,让其远离黎阳,这样就算黎阳举兵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他也来不及阻止杨玄感攻打东都了。
这件事理所当然由河北名士孔颖达去做。孔颖达当即离开黎阳,日夜兼程赶赴清河、渤海诸郡,向当地豪门世家秘密求助,而这些豪门世家则秘密“联系”永济渠两岸的各路义军豪帅。
很快,高鸡泊的高士达、窦建德,渤海郡的格谦、高开道等义军豪帅,就向永济渠发动了攻击。正在清河、武阳境内一边剿贼一边卫戍大河防线的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马上下令麾下将士沿着永济渠两岸急速推进,风风火火北上而去。
就在崔弘升竭尽全力护卫永济渠,河北气氛日益紧张之际,东都的气氛亦是紧张,甚至有些窒闷,原因便是近期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让东都留守权贵们应接不暇,焦头烂额。
河南通济渠两岸的局势持续恶化,白发贼的叛乱队伍不但在梁郡境内为祸,还北渡济水进入东郡劫掠,混乱之势已渐渐蔓延到大河岸边,而梁郡贼帅韩相国乘机在通济渠畔聚众叛乱,并迅速进入豫州境内为祸,如今淮阳、颍川两郡已混乱不堪,并渐有威胁京畿安全之迹象。
河北永济渠的局势也开始恶化,河北盗贼在大渠两岸烧杀掳掠,渠道已数次断,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为此怒不可遏,已上奏弹劾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指责他养寇为重,戡乱不力。
与此同时,边陲局势也突然恶化,数千里之外的陇西突然爆发了危机。吐谷浑人卷土重来,猛攻西海,西北告急,而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弘化留守元弘嗣却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西北军的一些将领尤其是镇戍陇西的将领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就连镇戍西域的河西军团都被卷了进去,由此导致整个西疆局势急转直下,陇西镇戍更是岌岌可危。
陇西局势恶化,西域局势紧张,大漠上的突厥人也在贺兰山以北蠢蠢欲动,西北军三面受敌,西北军的河西、陇西和灵武三大军团的防御压力骤然增加,但自西征过后,东都倾尽全力东征,土全部资源都向东北疆集,导致西疆和西北军日渐困窘,而陇右十三郡的军政长官们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也是不堪重负,步履维艰,“里外不是人”,所以陇西局势的恶化就像在一道摇摇欲坠的大坝上掘开了一个口,一发不可收拾了。
土的权力枢都随圣主去了东征战场,留给东都的权力十分有限,处置危机的手段也极度缺乏,越王杨侗和留守樊盖能做的事很少,除了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外,只能敦促西京想方设法给陇西以钱粮支援,敦促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竭尽全力确保永济渠安全,敦促通济渠沿线军政官员不惜代价保障渠道的畅通,至于军事方面,无论是杨侗还是樊盖,都不敢轻易于涉卫府决策,弘化留守元弘嗣以及留守东都的右候卫郑元寿和右骁卫将军李浑,都不是他们所能指挥和敦促的。
此刻对于东都和西京来说,迅速处置西北危机,击败入侵外寇,要远远重要于国内的戡乱剿贼,因为在国力上,土无法同时支持两场对外战争,而在军事上,卫府军亦无力同时在两条对外战线上作战。
东都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陇西,而距离陇西更近的西京更是密切关注,如此一来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弘化留守元弘嗣就成了两京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了西北安危,关系到了土安全,于是元弘嗣自然而然就成了众多政治势力的“攻击目标”,就成了要为危机的出现而承担罪责的“替罪羊”,突然之间,元弘嗣就被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
两京权贵“声讨”元弘嗣,要把元弘嗣赶出西北,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利益的博弈,实则是围绕着西北军的统兵权而展开的一场夺权大战。
西北已经陷入危机了,两京权贵也“闹腾”起来了,但圣主和枢远在辽东,讯息传递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两京权贵可以做许多事,比如在通济渠危机和永济渠危机的后面推波助澜,让渠道时断时畅,以此向圣主和枢施压,迫使圣主妥协和让步,迫使圣主“拿掉”元弘嗣换上一个他们所满意的人。
黎阳的杨玄感面对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两京政局,不禁心惊肉跳,更有眼花缭乱之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什么都算到了,西北局势日益紧张他也算到了,就是没算到元弘嗣面对危机处置失当,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现在可以肯定,元弘嗣已经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已经失去了发动兵变的条件,而失去了元弘嗣这一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和响应,失去了元弘嗣在关陇方向的倾力配合,由杨玄感为首的保守势力试图发动的这场旨在推翻圣主和改革的兵变还有成功的可能吗？还可以继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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