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安全区写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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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三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五元或七元,多的十元,每天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

    “请问你是朱先生?”那位戴黑框眼镜的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

    “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去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装死!骗钱!走。’”朱寿义心软,他难过地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刘云海点了点头,朱寿义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

    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的。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捅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

    “走吧,快走吧!日本人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圣诞之歌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