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六章 建国琐事4-各得其乐的北京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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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目标位面,炎黄大陆北京市。

    虽然红党边区政府高层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一些参政议政的知名人士,对于建国前后的大事小事,肯定是忙碌异常。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还有手中没什么权利的社会名流,或者属于清水衙门的部分学者级官员,建国的忙碌与他们很遥远。他们此时更多的是按部就班的忙碌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事业。

    “当家的,快点!”一句催促声,从北京新城的一处四层楼房民居传递出来。彭琳是新成立的北京老美华服装厂的一名女工。凭借着出众的“女红”手艺,当上了老美华的制衣小组组长,她为人聪明,能够很快把设计图上的衣服,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变为“样衣”,然后再根据样衣实物,协助设计师找出设计的不足点,加以改正。等“样衣”最终敲定,她还要自己考虑思量,服装厂工人们的平均手艺水平,提前发现新衣服新产品的困难点和易出错点,从而降低废品率(工厂本身会有废品率考核绩效),所以她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两倍左右,大约60元功勋币每个月。加上丈夫的收入,家里每月进项大体可以达到100元功勋币,已经处于北京普通百姓阶层的中间水平。

    由于屋子是免费分得的,每个月只需要缴纳1元功勋币的公房租金,再加上屋子里面的基本生活设施齐备,刚分到房屋时,他们一家五口(3个孩子)很是兴奋的在屋里跑来跑去,整整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顶着5对黑眼圈的5人,相视一笑,继续快乐的忙碌。今天是周末,彭琳和她丈夫方平,准备带上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去新开业的“家美”电器城大采购。听楼里的邻居说,电器城里面新到了好多种从没有见过的崭新电器,有双开门的电冰箱(机械式,不带液晶面板之类的功能配件)、洗衣机(机械式)、电热水器、落地式电风扇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除了价格不算便宜,添置完整个屋子大体需要200功勋币外,真没有啥可以抱怨的。

    “来了,来了!”丈夫方平边回话,边从屋里走了出来。只见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式外衣,脚下是一双被打磨的锃亮的黑色皮鞋。

    “哇,爹好俊啊~~”三个站在客厅里的孩子,大呼小叫道。

    “你们几个兔崽子,皮痒了不是?”看到被小不点们取笑,方平感到脸上发热,面子上有些下不来。

    “行啦,行啦!”彭琳没说话,围着方平绕了两圈,边绕边点头,对于自己给丈夫挑的这件衣服所达到的效果,她非常满意。

    “其实我穿工作服出去就好。”感觉多少有些不习惯和不自在的方平,小声嘟囔道。

    “你少来,看看外面大街上有几个穿不干净的工作服上街的?现在新政府不也提倡明礼貌吗?鼓励支持大家,穿干净的衣服上街,你别不知好坏,以前没有条件,家里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的凑合,现在终于翻身做‘主人’了,自己反而看不起自己。”彭琳摇头说服道。

    “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在厂子里学的一套一套的,快走吧!”

    “这叫‘进步’,懂不?”彭琳咧开大嘴笑道:“孩子们,出发了!”

    “哇~~~”早就迫不及待的三个半大娃娃,立刻风一般的跑出屋子,向着楼下奔去。

    北京老城,四十胡同某座院落。

    虽然炎黄红党攻克、接收北京后,虽然通过逐户登记调查,将早年间被倭寇、汉奸、恶霸、卖国商人等巧取强占的各类四合院收缴不少,但是由于民国的特性和民国年间一些名流的海外名声,使得一些四合院并没有在陷落年月被抢走,它们一直被那些名人或名流后辈使用。通过各种调查,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当初巧取豪夺的任何证据。所以红党工作人员在请示上级,该如何对待处理这些北京老城的社会名流时,得到的答复是:维持原状。

    康同璧,康有为最喜欢的女儿,她们家的四合院就属于这种状况。整个四合院是其丈夫设计的,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化熏染过的、一派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会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这个地方其实是跳舞,开鸡尾酒会用的。中间的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对于康同璧母女,早先的营生是靠出租部分屋宅获取的租金,以及祖辈留下的家当家底维持生计。炎黄红党光复北京后,因为大幅度搬迁移走老城里的居民,这里此时剩下的,多是早年间有田产家产,祖上福荫厚实的家庭,所以租金这块收入基本就断了。仅仅靠坐吃山空也让她们多少感到不踏实。不过很快,炎黄红党的工作人员,敲开了大门,和康同璧母女畅聊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各自满意的签订了工作合约。

    由于王凡的坚持,所以新政府内不存在让名人后辈,随意在哪个史馆之类的部门挂个名号,领一份不菲或者足够维持其原来生活水准的工资,也就是说不允许“不劳而获”!

    “所有人只要有工作能力,就不能不劳而获!”

    “这些人大部分自小就家境殷实,生活富裕,所以才接受了完备的炎黄私塾似的启蒙教育。不能说因为他们早先这样,就永远必须这样。劳动创造财富,新炎黄不养闲人!”

    “他(她)们拥有极高的学素养和艺术功底,许多人精通绘画、书法、篆刻、历史等,炎黄民众的素质提升,需要他们的帮助和发挥自身作用。”

    根据王凡的建议,在北京可以成立各种艺术类社会团体组织,但必须明确,这些艺术团体组织,不是为了满足某些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是要有计划地“接地气”、“促民生”。由于他们在艺术水平和水准上都是“大家”,可能无法教授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艺术功底的普通百姓。那么就可以变通一下,集合北京哪怕全国的有艺术基础的青年学生,在他们手下学习。大约三年左右,再让这些学生回到全国各地,开始各自地区的艺术启蒙、教授给普通老百姓孩子如何绘画、写漂亮毛笔字,传授基本的炎黄物知识和历史化,于潜移默化和个人兴趣中,继承和发扬炎黄的古代明精华。由此可以形成阶梯式的炎黄国内化传承体制。当然,对于这些人喜好经常聚会聚餐,以及注重自身生活品质的物质要求,只要他(她)们不贪污,靠合法财产维持(家底殷实)、不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炎黄红党政府是不管不问的。

    并且开始在社会层面广为宣传,所谓国内外那些贵族豪门,不是指富少爷小公主自己在生活上的事情一律不管,只会从家里放手要钱花钱,而是指自幼便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懂得如何为人处世,拥有必要的社会性格和生存能力,重点是要养成优雅的举止、纯良的品质、处理日常事务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并通过举例国内外社会名流的子女履历,如会做菜、做点心、懂种植、懂药草、知历史、知国际等作为论据,以减少炎黄百姓“不能让孩子吃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传统观念。

    这个计划在主位面物资贫乏的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为了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人们可以挥拳相向;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可以兄弟打架、姐妹争吵、夫妻反目、父子翻脸。所谓贵族的素质,也需要一个最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来维持。主位面历史上,建国初到新化运动初始,炎黄国内的不少社会名流,依靠外国亲朋好友的侨汇收入,可以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里购买到,老百姓根本不敢奢望,当时最紧俏的点心、白糖、花布等商品,这一切都是维持他们体面和素质的关键点之一。等后来侨汇断绝了,家底没有了,他们也一样,不再注意衣着边幅,而是奔波劳碌于每天的一日三餐了。

    北京老城,什刹海。

    这里据王凡的地安门大宅不远,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在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此时初春时节,树木开始泛绿,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就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银锭观山”便指这里。

    张伯驹的家便在这里,也是一座宅院,不过面积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整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今天张伯驹和妻子潘素收拾整齐,准备外出,红党光复北京后,特意聘用从西北返京的张伯驹,担任中央史馆副馆长,并且像半官方半民间的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物学会、史资料委员会等都聘请他,这几个月来可谓忙的很。不过虽然忙,张伯驹却觉得生活很充实。

    今天是他们去博物馆看展览的日子,由于炎黄边区政府在北京新城,按照规划建了不少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并定期(每十天,所以第一目标位面从事展览馆之类工作是很辛苦的,只有真喜欢的人才会乐在其中)更换展品,内容包括国内历史物、名人字画、古玩真迹,到国外欧洲、沙俄时代油画真品,艺术雕刻等,甚至还有据说从倭寇那里夺回来的唐宋名家真迹,所以对于张伯驹来说,每个月去三趟展览馆和美术馆是必须的,能在北京生活的他是忙碌的,也是充实的,更是幸运的。

    展览馆内。

    看着一副又一副展品,以及如织的参观人流和每个参观者或疑惑或欣赏的目光,张伯驹突然对潘素说道:“我决定了,我要把《手复帖》、《游春图》、《三希堂贴》、《上阳台帖》、《蜀官妓图》捐给国家”(去 读 读 .qududu.om)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