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的会海议政。让李国楼苦不堪言。奔波劳碌不说。这自家的生意顾不过來。做官就是会议多。李鸿章每天收到朝廷的书。还要征询李国楼的意见。简直把他当做书办用。
李国楼发几句牢骚。想早点回京。不想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被李鸿章狠狠的批评一通。告诫他戒急忍用的道理。想要政令通畅。就要和下面处理好关系。面对面的交流才最有效。行政命令。不止靠一纸敕令。与人沟通。妥善解决各种问題。才是为官之道。李鸿章又说了一大堆关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长篇大论。让李国楼站了老半天。
李国楼诚恳的做了千字书面检查。这才得到李鸿章的谅解。趁着会海的间隙。李国楼还察看了地方民情。体恤下面官员办事的难处。带着四位夫人做送温暖活动。
沿途官道两旁以瓦房居多。但只要是小道。就以茅草房居多。热闹的城镇讨饭的人扎堆。大清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寒风中身穿破衣。手捧一只破碗。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看见马队已经。立刻來精神。跪在地上讨要钱财。
李国楼一路看着这一幕。心情变得沉重。他对农村建设沒做出多大贡献。只搞了变相的土地改革。但沒有动摇农村乡绅阶层的根本。农村还是贫穷落后。穷人还是穷人。他的大清工业改制道路。沒有让广大农民得益。还让城市和农村的面貌更加二级分化。这是不好的先兆。会让更多人产生仇富心态。
怎么样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呢。李国楼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在随后的巡察中。李国楼的身影出现在农村里。和地方官吏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題。
大清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大清入关以后。曾将明朝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初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來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朝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大清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官场历來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多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依仗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
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
此时。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灾难。
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兼并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之时。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收取高利。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然后“折收田、房”。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通过典当、找凑。到最后卖断。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山西商人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在江苏。甚至有一种“典多于田”的地主。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并不限于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人们称“士大夫挟囊中装而问舍求田。犹其上者”。而“放债以权子母之利”。在“鱼肉乡曲”方面。则是“刀锥相竞”。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兼并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苦难。是毫无疑问的。
李国楼曾经发国难财。趁着闯山东的一股浪潮。和七里屯的大地主王出任合作。在山东圈地。不显山不露水就圈占了近万亩土地。虽然之后以身作则。捐出了所有圈占的土地。把山东圈占的万亩土地建成大农场。以国有的形式招揽流民。以此來邀名。试行他的土地改制。但他当初可沒想为国为民。而是行卑劣的手段。凭借叔公李鸿章的牌子。捞取不义之财。
但如今李国楼思想境界大跨越。早已不做与民争利之事。而是雏鸟反哺。想为三亿农民找寻出路。
此时大清人口大爆炸。为了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引进许多高产农作物。从南美洲引入玉米、番薯、马铃薯。在各地加以推广。还出版多本农业书籍。教农民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正是由于番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突出贡献。沒让百姓饿殍遍野。才让大清度过最危险的太平天国战乱时代。
但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营养单一。味道偏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救急尚可。长期主食必将导致人体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体的正常智力发育。
高产农作物从清初到乾隆时代兴旺蓬勃。“番薯盛世”已经尝到恶果。人民变得孱弱不堪。人种的素质急剧下降。大清成年人不足一米七。身形偏瘦。佝偻病在农村普遍流行。歪瓜裂枣的残疾人在城镇里随处可见。这也引起大清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大清军队打不过八国联军。也有人种上的弱点。最后的肉搏战是讲体格的。八国联军先天上就占有绝对优势。
人种优劣也是胜败的关键。汉人打南蛮子。就是靠身大力不亏。李国楼富国强军之路。当然要考虑军人的战斗力。此时的黄种人和白种人落差很大。黄种人已成劣等民族的同义词。不讲民族自尊心问題。这和身高、身形、脸色有关。同样一个正常大清人和洋人站一块。两相比较立马分出优劣。
老百姓一日二餐。有一半米饭。就算富农了。农民大都以番薯、马铃薯为主食。李国楼在农村。就看农民的米缸。关心亩产问題。看见农家门口那口大缸。那是农家肥料的主营地。全靠人畜的粪便。李国楼已知如何帮助农民走出贫困。
李国楼挑灯夜战。写出一篇《大清建设化肥厂的迫切性》。论述了黄种人变成劣等民族的缘由。不是靠战场上的胜利。而是靠人种的改良。要改变人民的主食结构。才能让一个国家面貌一新。要大面积实施化肥施田。才能让农作物产量提高。至于化肥的利弊也分析一遍。要让人抛弃恐惧的想法。合理施肥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最后又痛斥了官商兼并土地的恶果。抒发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沒谈切实可行的方案。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是他论述的中心思想。李国楼不敢提“均贫富”的主张。那岂不要引起一场内战。明知行不通。就倡导理想化社会。冠冕堂皇的空话。作为结束语。
李国楼知道李鸿章有早上看折子的习惯。一大早就离开馆驿。去李鸿章的保定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就住在后院。李国楼不用通禀。直接把折子递给李鸿章。
叫了声。“叔公、叔母。我自己來。”李国楼就坐下來喝粥。嘴里说道：“叔公。我一宿沒睡。你就看前面就成。建化肥厂我只能承包直隶地区。主要原料就是磷钾以及制造一些杀虫剂。这能让亩产增加三至四成。甚至翻倍也有可能。再远运输成本就上去了。老百姓就用不起。要在各地兴建化肥厂。我鞭长莫及。你别想让我干。这个钱我不想赚。让利于民嘛。”
李鸿章只对工业感兴趣。看了李国楼的折子。果真看了一半。就把折子合上了。说道：“小楼。关于农业问題。我是门外汉。在朝堂上沒有发言权。你可以和左宗棠探讨得失。先把折子交予户部。让户部尚书余书珍研究一下。不过你也不要灰心。直隶、两江地区由你试行。我会吹吹风。以行政手段让老百姓用化肥的。做到不亏本。对得起良心即可。”
“傅相大人。化肥厂关系到民生。我独家经营。收回投资就撤资。以后还是让经述经营。这个行业比绸缎庄好千倍。赚的钱可以买一座保定府。”李国楼实话实说。他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总有个极限。外资引进这块熟悉。他可以找天津租界的法国公使罗淑亚。甚至英国公使威妥玛。还能比较出一个差价。以后托拉斯垄断经营化肥产业。赚三亿农民的钱。还是送一份大礼给李鸿章。这样李鸿章才会上心。不会推诿不管。人民生活才能显著提高。
果然李鸿章立刻上钩。又拿起折子。这次看得仔细。频频点头道：“嗯。建设一座年产四十万吨的化肥厂。舍我其谁。小楼。你办事我放心。在年关以前去次天津。和洋人谈生意。你最牢靠。”
李鸿章对李国楼最放心。因为只有这个族孙。不会收洋人的回扣。损害大清的利益。《烟台条约》签订。李国楼虽然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拿了一座地处烟台的花园洋房。这是官场外交谈判的潜规则。他不能上缴给国库。但李国楼如实禀明李鸿章。做事光明磊落。对得起天地良心。至于李鸿章让他收了。也是顺应潮流。大家都在一个淤塘里。才会出淤泥而不染。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