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们早已跑远，不见了鬼影，我喘息了一会，垂头丧气，“理性”不得不“上升”：
“算了吧，真要打也打不过他，咱还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忍了吧，不忍又能怎样呢？我也绝不能去告他的状，若去告发给老师就会和那无赖从此结仇。今后麻烦就更大了。还是退后一步自然宽，反正我已经当了班干部，打也是打不掉的！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走着瞧吧，考试倒数第二，我看你那扒屎还能臭多久!”
阿Q精神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果然，我虽没有去告发那马同学，但马小明自己拉着一张沉重而倍受委屈的脸来读这他自己并不看好的神仙书，也太勉强了。于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不出三月，我们就再也不见他高大，伟岸的身影了，哈哈！
渐渐，来上学的同学越来越少，不但不见了马‘原小学付班长’小民的英姿，连现任班长付班长的“回锅生”顾笑声敏笑会也三天两头不见人影，还是听金挺树告诉我，原来班上好多同学考中学就是为了能吃24斤口粮。因考不上中学就得回家当居民，那时“居民”的粮食定量已降到每月18斤，每月整整相差6斤！在那几乎没有任何油荤，单靠粮食支撑的年代，6斤粮是一个星期的生命支撑啊！
虽然老师天天读报宽大家的心：“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我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事实是在成都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紧，同学们一个个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裤腰带越扎越紧，很多人出现黄肿：肌肉失去弹性，用指头一按，就出一大坑。
除基本口粮外，那时每人每月还供应一两菜油，二两糖。过年时有半斤猪肉。蔬菜主要只有一点点高产的牛皮菜和空心菜。
什么鱼啊，蛋啊，水果啊，点心啊，鸡鸭啊好像即使在梦里也早早被遗忘了，就好像这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过，而不是馋猫般的我们“永远不愿想起”。
填饱肚皮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时时刻刻的梦想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回想46年，胡耀邦的十八兵团兵临城下，正就读四川大学的老爸“聪明地”“背叛了地主家庭”跟潜伏在学生中的地下党跑到南充“参加了革命”，在胡耀邦手下参加了“川北日报”的创办，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十八兵团解放军摇旗呐喊，为解放四川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我的大哥和我也趁着这革命的大好形势，从天而降，抓紧时间出生在四川的革命摇篮里。父母干革命太忙，只留大哥“龙儿”在身边，我一出生就立即把我送回资中老家，“反革命的地主家庭”喂养。
49年成都解放，老爸随十八兵团进城后就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官”。我们全家人（爷爷奶奶都已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相继去世。）也就美美满满地住进了机关大院的上房里。
可现在老爸一个不小心，被“组织”打成“右派分子”，撤职查办后，我们一家7口就搬来搬去，“官邸”也越搬越烂，越搬越小，越搬越远。从盐道街49号四川人民出版社家属大院的“上房”三大间搬到指挥街，才几个月又搬回大院，但不是搬回“上房”的三大间，而是一家7口人挤进了楼上的“下房”（原用人的住房）一小间，再过几个月，又搬出大院，干脆搬到成都郊外，华西坝的九如村去了！因为我们三兄弟都在市区内读书，一个个不得不“离家出走”，住校了。
三滴水就这样不情不愿地离开云团，象三滴眼泪撒向人间。
我也就在这“人心思吃”的非常时期，踏上了“社会”这条不归路。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