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溪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这两个值班的女人。他回头看了右少卿一眼，似乎想看出她要如何处理这两个女人。
右少卿没有说话。她从口袋里抽出一条大手绢，蒙在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
刘溪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这说明苏姐并不想要了这两个女人的命。
右少卿轻轻地去拧门上的把手。就在这时，床上的中年妇女却翻了一个身，并且睡眼矇眬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右少卿和刘溪迅速蹲下来，透过窗边看着她。
中年女人趿拉着鞋，摇晃着向门口走来。她拉开门走出来，立刻就看见蹲在门口的右少卿。她刚刚张开嘴，右少卿已如猎豹一般跃起，一记重拳打在她的脸上。女人一声哼叫，沉重地倒在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响声。
这个时候，右少卿立刻跳起来，冲进小房间里，直扑到那个年轻女人的床边。
那姑娘已经被小房间外面沉重的响声惊醒。她刚刚睁开眼睛，还没来得及坐起来，就看见一个蒙着脸的人出现在她的面前，正俯身看着她。她惊恐地睁大眼睛，正要张嘴喊叫，太阳穴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拳。
右少卿摸着她的鼻息，伸手从后腰拔出匕首。
她的这个动作，让跟在她身后的刘溪大吃一惊。他压低了声音喊：“苏姐，苏姐，不要呀！”
右少卿回头瞪他一眼，“闭嘴！”她用匕首割断窗帘上的绳子，很快就将两个女人捆了起来，最后用毛巾堵上她们的嘴。
刘溪蹲在她身边，小声说：“苏姐，你的拳头真重。”
右少卿盯了他一眼，“只有这样，她们以后的日子，才会好过一些。”
刘溪立刻就听明白了，连连点头。
此后，他们慢慢地在整个报房里巡视，寻找电台。半个小时后，他们在一排木柜中唯一的一只铁皮柜里找到了电台。铁皮柜里的搁板上，还有一些配件，这也是他们需要的。
后面的事，就是刘溪的了。他仔细地检查了电台，还有耳机、电键、天线、电池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分装在两个帆布包里，背在背上，又按原路离开了汉口邮电局，沿着黑暗的小巷，迅速地消失了。
两天后，刘溪在自己的住所房顶上架设好天线，也对电台做了一番测试和调整，做好了发报的准备。这天的夜里，魏铭水和右少卿都坐在他的小房间里，看着他开机，调试波段，然后敲击着电键开始呼叫。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最先接收到武汉第五潜伏组的呼叫信号的，并不是台湾的情报局，而是在南京的左少卿。更准确的说，是左少卿从前的忠实部下，报务员出身的柳秋月。柳秋月用来接收电台信号的，竟然是一台亚美牌1651型收音机。
天下的事，总是有点诡异，令人不可预测。请看官们慢慢往下看吧。接下来咱们要讲的，自然是左少卿了。
左少卿从柬埔寨国家监狱里成功越狱，跳上开往曼谷的火车，在柬泰边境城市波贝跳下火车。之后，她一路乞讨，或步行或搭车，经缅甸进入云南再抵达昆明。然后乘慢车北上。左少卿抵达南京的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二十七日。
她绝没有想到，她的厄运还没有结束。就在这一天，她被关进南京市公安局的下关拘留所里，并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灾星。
当左少卿终于走下那辆慢如蜗牛的火车，并且随着人流走出站台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头发零乱，满面倦容。她的全部行李，就是手里提着的一个小包袱。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再有，就是那块至关重要的香皂了。她此时的样子，真的如同一个逃难的难民一样。
她穿过这个曾经很熟悉，现在已非常陌生的南京站站台时，小心地看着周围。很难说隐藏在暗中的“水葫芦”，是否有力量在国内布下罗网，寻找她的踪迹。
但是，当她一出车站，就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了。
出站口的外面有许多警察，还有一些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他们正在检查每一个出站的旅客。到了这个时候，左少卿再想往回退已经不可能了。
一个戴红袖标的人拦住她，用警惕的目光上下打量她，然后伸手向旁边一指，说：“往那边走。”旁边另一个戴红袖标的人也向她挥着手，示意她往那边走。
左少卿立刻就看出来了，这种阻拦是有选择的。对有些刚下车的顾客，他们挥挥手就让他们走了。但对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或者像左少卿这样难民一般的人，就被他们指到一个被圈起来的空地里。左少卿想了一下，猜测可能是临近“五一节”，南京的警察们正在清理可疑或者闲杂人员。
左少卿不敢发作，只能尽量平静地走到那块被圈起来的空地里。用她眼光来看，被指到这里来的人，有的人也像她一样灰头土脸、衣服破旧。还有的人则贼眉鼠眼，用惊慌不定的眼睛四处乱看着。
一个警察，手里拿着纸夹子，走到左少卿面前，用冷峻的目光上下打量她。
左少卿明白，目前的情况对她非常不利。
“你的名字？”警察拿着笔，打开纸夹子，抬头问她。
“左少卿。”她轻声回答。
“从哪里来？”警察又问。
“从昆明来。”左少卿的声音更低了。
“来干吗？”
“来找亲戚。”
“干什么？”
“那边过不下去了，想在这里投亲戚，找个事做。”左少卿轻声回答。
“有证件吗？”
左少卿摇摇头，“没有。”
警察的目光就有一点阴沉了，再次上下打量着她。他点着脚下说：“在这里等着，不要走。”然后就转向旁边的人。
左少卿冷眼看着，果然旁边的那个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什么证件。警察看过证件，向那人挥挥手，就让他走了。这时，她就很犹豫，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她低着头，静静地站着，努力不引起别人更多的注意。
一个小时后，左少卿和另外十几个被挑出来的人，被赶上一辆卡车。
现在，左少卿坐在颠簸摇晃的车厢地板上，无言地看着外面，心里沮丧而灰暗。此时的感觉，竟是无从说起，甚至也无从想起。
她自从在南越金兰湾窥见阮其波被人刺杀后，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二十天了。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是步步惊险，步步危难。她在梅医生诊所里搏命。从美军基地里飞逃。两个向导被人先后枪杀。她越境时又将脚髁扭伤。在金边被台湾来的人追杀。最后，她从柬埔寨国家监狱里越狱出逃。所有这一切，她都挣扎着闯过来了，真的是步步艰险，步步命悬一线。
现在，终于回到国内了。从她的感觉里说，她已经回家了。她在台北七年，日思夜想的，就是回家呀！但是，就在刚才，她被警察和戴着红袖标的人喝斥着，推搡着，赶上了这辆卡车。她颠簸着，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消除的耻辱感。
她有些茫然地望着车外的街景。旧景依稀，还存在她的记忆里。她看出来了，卡车正向下关方向行驶。她记得，下关警察分局有一个拘留所，应该是过去留下来的。毫无疑问，她将要被送进这个拘留所里。
现在，她该怎么办？
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有选择的人说的。但她现在，其实没有选择。也许，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告诉警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要和一个叫杜自远的人取得联系。
但是，继续往下想，她就感到恐惧了。
警察一定不会相信她说的话。谁又会相信呢？这样一个穷困潦倒、满头乱发的女人，竟在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里潜藏了多年？她想骗谁呢？混一顿饭吃吗？
于是，警察们一定会反复盘问她，没完没了地盘问。那时，她可能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说出从前的经历，说出她的真名和曾经用过的名字，说出她曾经在南京的经历，说出她后来在南越的经历。最后，她只得说出藏在香皂里的，那个至关重要的胶卷。这样一来，毫无疑问，香皂和香皂里的胶卷就会离开她的手，离开她的控制，甚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也许，到了最后，警察终于相信了她的话。他们就要层层向上级汇报，把她的身份、她的经历、她的秘密，一遍一遍地说给别人听。她的身份、她的经历、她的秘密就会在整个公安系统里流传。最后！他妈的最后！她的身份、她的经历、她的秘密就会毫无疑问地流进“水葫芦”的耳朵里。这是肯定的，没有“几乎”。
毫无疑问，接下来的结果，她会在某一个夜里，被人刺死在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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