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了后来，沈平金原来的姑娘们虽然大部分都从良了，但仍有一些姑娘感到收入不够，难以养家。头一个来找沈平金的，就是阿玉姑娘。
解放以后，阿玉姑娘也从了良，在一家小印刷厂里当了捡字工。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少。可是，她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呢。父亲的腰伤更严重了，彻底不能再拉板车了。母亲仍然病着，强撑着操劳家务。阿玉姑娘望着下面的几个弟妹，要吃饭，要穿衣，还要读书。所有这一切都要钱呀。有时阿玉看见父母的眼神，是那种悲凉的说不出话来的眼神。
阿玉姑娘犹豫再三，就又悄悄地找到沈平金，希望他还能给她介绍一些客人。
她说：“沈先生，家里实在支应不过去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求沈先生了，要是有合适的人，请沈先生给介绍一下吧。”
这个时候，沈平金也觉得风声似乎已经过去了。贸易这一行，现在更不好做了，就又把这个皮条生意悄悄地做了起来。他很谨慎，只找他比较信得过的姑娘，也只为熟悉的朋友介绍姑娘。
所以，到了沈平金的哥哥请他帮助，以求和他梦中的女职员成一次好事的时候，这个沈平金仍然在做着他的皮条生意。
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沈平金重操旧业的时候，有一种人他是一定要养的。这种人在旧社会有一个很难听的称呼，叫“**”。也有人叫他们“龟儿”的。
娼家里养“**”，就是为了欺负甚至勒索娼女。沈平金养“**”则要简单一些。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他的姑娘。确实有些客人很肯花钱，却有欺负甚至虐待娼女的恶习，动不动还会把姑娘打伤。到了这个时候，“**”就得上前保护这些姑娘。二是对少数不太可靠的姑娘进行监督。确实有一些姑娘会对沈平金耍一点小聪明，少报收入，以达到少交钱的目的。
沈平金对这种情况自然是不能允许的，他的首要目的也是要挣钱的。于是，对有些他不放心的姑娘出门，他就要派“龟儿”监督她们。她们一出了客人的房门，“龟儿”就会上前抄走她们身上的钱。但也会给她们留一半。这就是沈平金人虽坏，却有下限的地方。
现在沈平金养的“龟儿”很少，只有一个人，叫孙八。
孙八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流浪儿，在大街上以扒窃为生。他人不大，却身手敏捷，几乎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他才会有这么一个名字。他后来行窃的时候被人抓住，打伤了脸，留下一条很长的疤痕。所以，别人也会叫他孙疤。反正这两个名字叫起来都是一个声音，倒也无所谓。
后来，这个孙八就跟了沈平金做了“龟儿”。在沈平金这里管吃管住，月月还有工钱。这个孙八就不想再动了，忠心耿耿地听从他的使唤。
这个孙八就住在沈平金楼下的一间储藏室里。他不是保镖，不是打手，不是佣人，也不是帮工。但什么又都沾一点。只要是沈平金吩咐的，他都会认真地干。
这一天，沈平金把他的哥哥送走，就开始注意哥哥迷恋的那个少妇。他说他会注意她，但他不可能天天坐在窗前盯着呀。所以，这一天他再次在窗前看见那个很漂亮的少妇时，就把孙八叫到跟前，让他注意这个女人，要他探听有关这个女人的一切情况。
孙八自然没什么可说的。监视和打听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几乎就是一个美差。他一声不吭地接受了这个差事。
左少卿和右少卿的麻烦，因为这个孙八，就要开始了。
右少卿那么精明，那么谨慎，却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个身手敏捷、脸上有疤的“龟儿”，跟在她的身后，了解她的行踪，打听她的来路呢。
这几天，右少卿把所有的组员都安定下来，自己也搬了家，安顿好了女儿之后，就开始和报务员刘溪商量解决电台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刘溪使用的短波电台突然发生故障，不能再用了。
那时，他们武汉第五潜伏小组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组员们按照分工收集整理情报也已经轻车熟路，很轻松地按照右少卿规定的收集范围，收集各种各样的经济情报，并且按照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台湾发送他们著名的长电。
因为国内的公安部和总参情报部，都知道武汉有一个台湾特务小组，专门收集国内的经济情报，并发送到台湾。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特务小组。因为刘溪发电报，是十分谨慎的。他几乎从不在一个地方发电报。他有时会进山里，或者到农村去发电报。所以，到一九五四年年底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出事。
他只是没有想到，他的电台会出现故障。
那时，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也已经认可了他们的工作，有时甚至在回电中专门要求他们收集哪一类的经济情报。自然，从台湾来的活动经费也按时汇来，甚至还有所提高。魏铭水对目前这种比较安全的状况，也非常满意。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电台突然发生了故障，不能用了。这种情况不仅让魏铭水紧张，让台湾的保密局紧张。甚至国内的反特机构也感到紧张，因为不知是否要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
刘溪那个时候，天天躲在他的小屋里，想挽救他的的电台。但他无论怎么检查，都找不出毛病来。俞多娜每天一次，从仓库里找出各种各样的电台配件送给刘溪，逐一更换，希望能使电台恢复正常。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魏铭水对这种情况就很着急。他并不关心他们小组发出的经济情报究竟有多大价值，他关心的是台湾方面定期汇来的经费。
他考虑再三，就和右少卿商量，想让她跑一趟香港，争取和自己人取得联系，再带一部电台回来。
他所以想到去香港，是因为他当年离开云南保安司令部，准备回武汉潜伏的时候，曾经偶然听到一个情况。他手下一个叫顾尚宾的科长，将要去香港工作，任务是为国内的潜伏人员募集资金。他的工作地点，大概就在香港九龙的一家教会的救济所里。
魏铭水和右少卿去了俞多娜看守的仓库，从他的个人物品中找出一张照片。他指着照片中的一个人说：“你注意看一下，这个人就是顾尚宾。你想想办法，和这个人取得联系，争取带一部电台回来。”
于是，一九五五年二月初，右少卿做了一番准备后，就去了香港。
那个时候从内地去香港，是一件十分简单而方便的事。
从广州开出的火车一直开到罗湖站。乘客们下了车，步行出车站，然后穿过一条不太长的街道，就进了香港。右少卿混在这些乘客中间，很轻松地进了香港。
但是，寻找顾尚宾却让她费了一点劲儿。她没有想到，九龙那一带，虽然如贫民窟一般的破烂和拥挤，却有数不清的大小教堂和教会组织。
右少卿手里攥着顾尚宾的小照片，一家一家在那些小教堂里寻找，逐一观察那些教友和教会里的工作人员。十几天后，她终于在一家救济会的会所里发现了目标。
那天是个傍晚，她慢慢在教友之间穿行，向那个她认定的人接近。当教友们的祈祷结束的时候，她已经走到那个人的身边。
她双手握在一起，做出祈祷的样子，低声说：“顾先生。”
那个穿着黑袍的人猛地向她扭回头，严厉甚至凶狠地盯她一眼。
祈祷结束后，顾尚宾离开救济会，向另一边的休息室走过去。右少卿慢慢地跟过去，走到他的身后一步远的地方。
她低声说：“顾先生，魏先生让我问候你。”
顾尚宾快步地向前走着，似乎没有听到她说的话。一直走到墙角后面时，他才停下来，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右少卿。
他说：“你是谁！”
右少卿也尽可能低声说：“请顾先生不要紧张。魏先生让我转告他对您的问候。因为他需要你的帮助。”
顾尚宾说：“你不要胡说，我不认识什么姓魏的！你走开！”
右少卿向周围看了一眼，确信这是唯一的机会。她说：“云南，保安司令部，您的长官，魏铭水，你怎么会不认识？”
顾尚宾瞪着她，“你到底想干什么！快说！”
右少卿急忙说：“有一句话，请你向上面转告。我从内地来，在武汉，组长是魏铭水。我们的电台坏了，和上面失去联系。请上面派人和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电台。”
顾尚宾盯着她，说：“你说的这些，我完全听不懂。你快走吧，我还有事！”
右少卿静静地盯着他，“顾先生，两天后，祈祷时间，我还会来。我们的情况，请你尽快核查。记着，我还会来找你。你必须给我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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