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管是白起还是古德里安还有德军各级指挥官们都没有找到苏军之所以如此不怕死的原因。他们都没想到实际上苏军战士拼死作战主要是为了寻求解脱！是的，苏军战士面临的压力和无休止的残酷作战导致了很多人想要主动地寻找死亡来得到解脱。
苏联士兵们的生活很凄惨，简直比俄罗斯的冬天都要难以熬过去。因为士兵本身作为一个个体根本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无论苏联新闻机构怎样大肆渲染着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来自前线的宣传，却无形中暴露了苏联当局对个人缺乏尊重。报纸上登载了朱可夫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喊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构成这座城市的一块砖。”朱可夫手下的一名军官满怀激情地补充道，苏联军队“就是把这座斯大林精神指引下的城市的一砖一瓦牢牢凝固在一起的混凝土”。他把战士们变成了一群没有生命的陶俑，就像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样。
就连日常行政工作，也让人产生“战士们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的感觉。新皮靴、新军服和新装备，全都交给了后方组建的新部队。留给前线部队的军需物资，全都来自死去战友的尸体，而不是军需部门。掩埋尸体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浪费掉的。甚至连无人地带的尸体，也会在夜间被人脱得只剩内衣。牺牲的战友，半裸着躺在地上，这个情景让人不寒而栗。冬天来临之后，雪地迷彩服就变得十分珍贵。受伤的战士必须在鲜血染上迷彩服之前把它脱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对于伤员来说，马上脱下这些迷彩服是件困难的事情，而当其他战友过来脱他们的衣服的时候，他们还要因为迷彩服已经染上血渍而道歉。
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生活是无比艰辛的，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坚信一切是可以改变的。在前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和不可思议的悲观主义。人们都不相信战争会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但是人们也不相信先前的拼死抗争能让苏联取得胜利。事实上，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唯一的能做的积极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活过这一个小时、活过这一天。而其他的任何幻想，在此时都是十分危险的。一旦心理脆弱了，就只有用死亡来做解脱。
苏联的政策很糟糕，导致了他们的士兵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白起知道苏联的政策弱点，所以他成功的策反了整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部分。他们已经不再是德国的负担，不再需要德军另外调拨军队前去镇压哪些地方不断捣乱的游击队。
曼施坦因早就与白起沟通过很多次了，单单凭借军事手段不是瓦解苏联的好办法，唯有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些精明的德军指挥官们都与各自部队抓获的战俘进行过深入交流，他们了解到苏军战士目前的处境很不乐观，如果往死里逼迫他们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该怎样找到一种好办法引发苏联内部的动乱才是当务之急。
白起认为这个办法是攻克莫斯科，孤立苏军各条战线的联系。把他们逼到绝境，让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又加上乌克兰的前车之鉴，苏联的少数民族兄弟们是否还会为斯大林卖命就两说了。
在苏联的军队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委们意识到了现实情况的严重性，对此他们所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在入伍誓词和惩治叛国行为的有关法律中，将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人民，作为最崇高的神圣目标灌输给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指挥员。”当然，这一神圣目标的灌输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因为很多战士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根本不了解。尤其是那些苏联少数民族。比如说第284步兵师的一名鞑靼族战士无法坚持战斗下去，他决定逃跑。趁着夜色的掩护，这位鞑靼人战士爬出了自己的阵地，幸运的是没有被人发现，可是他却在无人地带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地又爬回了第685步兵团的阵地。他发现一个指挥部的掩体，就一头钻了进去，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眼前身穿苏军制服，一直注视着他的军官，肯定是经过伪装的德国人。“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前来投降的，”政委的报告中这样记录道，“我们立刻枪决了这名叛国者。”很多时候上级军官也会当着全师数百名战士的面枪毙逃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的逃兵们会被NKVD特别部门带到后方相对隐蔽的地方执行枪决。在执行枪决之前，这些逃兵被强令脱掉衣服，在军用物资短缺的情况中，这些军装和靴子必须重新得到利用。可就是如此简单的事情有时候也不能够实现。在处决了第45近卫步兵师的一名战士之后，办事认真的卫生员发现这名战士还没有完全断气。他正准备喊人来帮忙，敌人的炮火攻势就开始了。这名被处决的战士坐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德军阵地跑了过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居然还留着一口气。”由此可见人命的不值钱，未经审判立即枪毙的案例比比皆是。很多士兵们发现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不知不觉间就不在了，他们能战友们肯定不是在战斗中失去的。联想到这些不知不觉消失的战友大多不怎么听话，那么他们的归宿就不言自明了。有时候士兵们很多不经意的小动作也会引来杀身之祸，因为NKVD和斯大林格勒前线政治部都密切注视着任何的“反苏行为”。例如，“携带德国传单的人，就会被立刻移交NKVD处置”。捡德国传单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就算是用传单来卷莫合烟抽，也是不允许的。任何发脾气，辱骂上级，辱骂红军的战士，都会被认为是犯有“宣传反革命思想”或者是“不相信我们会胜利”的罪行。第204步兵师的一名下士K被枪决了，原因是他“诽谤红军领导人，还恐吓自己的指挥员”。而那些批评苏维埃政权，就像第51集团军的两名战士那样，也会被移交给NKVD处置。他们中的一个人“散布法西斯言论，说集体农庄的劳动者们和奴隶没有区别”，而另外一个则说“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不择手段，甚至还撒下了弥天大谎”。“反苏行为”案件常常被冠以“叛国罪”，因此在前线出现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军官们都把1812年俄国陆军的信条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当士兵私下抱怨时，军官不必在意。”大多数人都认为，在面对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时，人们需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同在战壕中的战友们，对谈论**员的不称职、腐化堕落和恃强欺弱行为并不避讳。因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战士们对政治委员和特别部门的告密者根本不在乎。双方的战壕隔得非常近，不管是被敌人的子弹射死，还是领到由NKVD发放的“9克铅球丸”，对于战士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而那些牢骚满腹的新兵，更是被同伴检举揭发的对象。第178训练营的一名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受训市民，只说了一句“冬天来了我们都会饱受饥寒的折磨”，就被立刻逮捕了，而检举他的“新兵K和I的政治觉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特别表扬。在压力很大的莫斯科前线运输部队和工程部队中，NKVD的多疑症达到了顶峰。就因为工程进度不理想导致他们被怀疑不尽心尽力，而这点是足以致命的罪过。某月，12名战士和5名军官(包括2名高级军官)被NKVD逮捕，罪名是存在“失败主义倾向的反苏行为”。报告强调，“其中一名少校来自德占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背叛祖国，投降敌人”的计划。如此种种悬在苏军战士头顶的利剑令人生活的小心翼翼，生怕不经意间就烦了所谓的“叛国罪”，长此以往之后他们学会了漠视生命，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
德国人很快就发现发现苏联军队在政治思想教育环节比较薄弱，于是企图利用这个弱点对苏军采取思想上腐化的策略，以此来劝说更多立场不坚定的战士逃跑，特别是那些家在德军占领区的战士们。这些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中沦为难民的人们，对自己家庭的状况完全是一无所知。
苏军之中有很多乌克兰籍的战士，他们对于家乡的巨变一无所知。相对闭塞的消息来源制约了他们的眼界。现在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乌克兰宣布独立这件事而改变，因为苏军严密的手段把他们控制了起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环境中生存着。即便如此他们也是经常受怀疑和审查的对象，很多人常常被莫名其妙的带走了，原因是他们的姓名中与乌克兰叛军的将军相像或者是他的家乡是乌克兰叛军的根据地！
德国空军发现撒播传单不怎么奏效之后，干脆直接用高功率的扩音器直接喊话给对面的苏军士兵。每当这个时候，苏军政委们总是驱使着自己的士兵紧紧地捂住耳朵，并且眼露凶光的观察士兵们的表情。一旦发现有哪位“看起来不正常”。那么被他看上的人就要倒大霉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罪过都归到德国人喊话这件事上，引导战士们憎恨德军，知道战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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