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美国建国之前的首批开拓者“五月花号”，其实不过是一批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在欧洲被排挤的清教徒，在欧洲境内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他们凑钱买船去海外殖民，与此同时，他们还购买了一些破产的白人充当奴隶，与他们一起去殖民。欧洲人不但捕捉黑人，有色人种作为奴隶，也经常将欧洲人变成奴隶。
而明末的中国，商人也喜欢乘人之危，用粮食换取破产者卖身为奴。这种贸易，也需要白纸黑字的合约。当然了，绝大多数的奴隶契约是比较残忍的终生制的，甚至子孙后代也是奴隶的那种合约。
普通的男子劳动力，折算20两银子一个。不讲究样貌的女子，15两一名。相貌清秀少女50两一个。男童10两银子一个，女童15两银子一个
谈到了人口贸易，那商人开始得意洋洋的讲述他几年前的经历，那时候，还是小商人的他用一石粮食，在陕西，从一个母亲之中，买了她手中的两个闺女，一个男童。
事后，商人又将廉价买来的那两闺女用5两银子打扮了一番，在京城卖出了100多两银子，男童养了几年则成为了能够下地做活的童工。
将岸忍不住低估一声：“你做这样逼人卖儿卖女的生意，不觉得缺德？”
那商人笑道：“大人，我可是一名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生意人，从不会逼迫人卖儿卖女。但是，那妇人生养太多，不卖儿卖女，全家都会饿死。卖掉了儿女之后，她和丈夫，以及剩下的儿女，能活下去！功过相抵，不能说做善事，但也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吧？”
将岸摇头，感觉这商人虽然谈不上是恶人，但也算得上为富不仁吧。交谈几句，话不投机，但是将岸却表示接受对方以奴隶付款。
虽然，葛沽眼下各行各业并不缺人，但是为了长远发展着想，劳动力自然是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葛沽男女比例也是失衡的。
眼下葛沽的男子有37万人，女子仅有2万人。为了平衡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也是需要引进更多人口。
于此同时，将岸每天学习经济学理论，自然是知道——“劳动力创造价值”，这一根本的原理。
虽然，购买这些奴隶是用等价的粮食交换的，但是顾问党人并不像商人那买刻薄。于此同时，顾问党人也反对终生制奴隶契约，更反对子孙后代为奴的反动契约。
一旦被葛沽买下的奴隶，均能够通过劳动，为自己赎身之后，子孙后代同样是自由民。
事实上，剥削奴隶一时爽，但是长久而言极大的束缚了人口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所以，购买奴隶让其通过劳动给自己赎身，再用支付工钱的方式雇佣，反而更有效率。
听闻将岸接受奴隶抵钱，商人殷勤介绍道：“大人，小人在河间府建个了庄子，庄子很小只有两万亩地，却养着5000多名奴隶。这次小人应支付的货款是25万两银子，小人愿意用这批奴隶抵债。”
“小人在天津庄子里面就有1000多奴隶！”
“鄙人也有700多奴隶，女奴数量不少，原本是准备卖到江南的上等货”
商人们争相的彰显，自己的实力。
为了利益，他们可以将国人当做货物贩卖。
为了利益，大明的商人也贩卖粮草、铁器给鞑子。同时为鞑子销赃的，也正是大明的一些商人。
将岸忽然想到了国师大人《资本论》中的描述——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在过去对于这种描述，将岸感触还不深。但是，此时将岸越发感觉，这似乎是一本预言书，揭示了未来资本的发展，会带来什么。
事实上，这些天津的粮食商人还算比较有底线的了，毕竟他们从事的奴隶贩卖，都是签署合同，属于法律允许的范畴。
真正已经失去底线的是山西商人，其中以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等等山西商人为例。明末时期，这些山西商人是特许在九边地区，以及蒙古等地进行贸易。其中，给明朝边军贩运军粮，应该是他们的主业。因此，明政府给予他们大量的政策优惠。
不过，这些山西商人一面因为大明官府的政策赚取了大量利润，却为了赚更多暴利而私通鞑子。崇祯年间，鞑子数次入关杀人放火，屠杀百万子民。山西商人一面向鞑子卖军粮、物资，一面帮鞑子销赃筹款。
在晋商的支持下，满清鞑子历次入关都能够获得准确的情报。所以，屡次获得了胜利。而鞑子在崇祯17年间，大约屠了150多座县城，屠杀的人口数量五六百万之多，包括山西商人的家乡，也屡次遭到鞑子屠杀。
但是，为了赚钱，山西商人毫无廉耻的与屠杀其家乡的鞑子合作。到了清朝时期，山西商人转眼之间，又变成了清朝的皇商。
比起吴三桂之类后期迫不得已投降的军人来说。这批商人汉奸程度显然是更深重的多。可以说，没有山西商人做“带路党”，鞑子别说统治中原，就是连入塞抢劫行动，也不会像历史上那么顺利。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