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帜之前，南方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支持，对日本施加压力，田中内阁被迫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发对。”
东北易帜自后，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日本对华政策彻底遭到失败，田中内阁不久就因此倒台，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军官也纷纷因此受到处分，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在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本是一对难兄难弟，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从此分道扬镳，国力差距越来越大。
从日俄战争起，日本不断加快对中国的侵略，反而激发了国人的觉醒，从二十一条到五四运动，再到刚刚爆发的济南惨案，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越发浓厚；渴求统一，成了社会各阶层以及各个政党共同的愿望。
从济南惨案后，全国爆发了长期而巨大的反日浪潮，报章杂志天天都在呼吁“一致抗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东三省终于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易帜只是一个形式，背后却是千头万绪，东北六省从此加入了南方国民政府，饱经战乱的民众终于看到和和平的希望，有志之士已经在考虑如何建设这个贫弱的国家。
安**的名号彻底取消，奉系所有部队改称东北边防军，张学良理所当然地出任了司令长官，东北军诞生了。
此时天下太平。南方国民政府开始裁军，地盘和军队都要搞平衡，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桂军几大派系争持不下，并因此埋下了中原大战的隐患。不过奉系完全自给自足，不要中央一分钱粮饷。又直接面对日俄的边境威胁，暂时还没人来找东北军的麻烦。
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即将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东北政务委员会，名字上的差别说明了职能上的不同，这个东北政务委员会将是整个东北最高的权力机构。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小型的内阁。
在易帜之前，国民政府和奉系经过反复谈判，就确立了《东北政委会暂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东北政务委员会共设委员十三人，以东北各省区资深望重富有政治经验者充之”，并“设主席一人。由委员互选之。”
张学良毫无疑问将出任主席一职，剩下的十三个委员中还得安排一名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给奉系各位大佬留下的位置只有十一个。一时之间，围绕政委会委员的安排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肖林对政委会委员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权力代表着能力。只有进入奉系的权力中枢，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九一八事变”改变历史的走向，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
不过遍数奉系巨头，肖林的竞争者很轻松就达到了十人以上，形势很不乐观。
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袁金铠、张景惠、刘尚清、常荫槐、刘哲……这九个人都是奉系的元老巨头，理所当然要出任政委会的委员。只剩下两个位置，却还有翟文选、高维岳、王树瀚、莫德惠、沈鸿烈等等，好几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翟文选是新任奉天省长。位高权重，王树瀚是财政厅长，掌管着奉系的钱袋子，莫德惠资历较浅，但他是少帅张学良的铁杆嫡系，即将出任东北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也是一位实权派，至于沈鸿烈则是刚刚成立的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张学良）。高维岳是察哈尔都统，这两人无论谁出任政委会的委员，大家都不会感到奇怪。
事在人为，肖林并没有完全绝望，作为张学良手下执掌兵权的亲信，他也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
当初成立东北临时保安会的时候，张学良初登大位，还需要照顾各方的情绪，在职位安排是行做出了很多让步。现在一眨眼过去了三四个月，张学良根基渐稳，正好趁着成立政委会的机会重新洗牌，肖林这种嫡系干将肯定会得到少帅的力挺。
肖林是临保会的委员，对竞争政委会的委员也是个很大的帮助。相比之下，翟文选和沈鸿烈等人就存在短板，他们都是刚刚被提拔出任要职，在高层核心的资历上完全空白。
除了高层人物之外，整个奉系的官员体系都随着易帜发生了变革，督军和都统通通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省主席和一省的保安司令。
张作相、高维岳、包括张学良兼任的奉天督军，通通都摇身一变变成了省主席，而军事方面的权力，却被保安司令分走了不少。不过这也没什么麻烦的，张学良本人就兼任着整个东北的保安司令，各省当然上行下效，很多省主席都兼任了本省的保安司令，还是军政大权一把抓，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懒得趟这趟浑水，管这些闲事。
稍微有些区别的，就是奉天和绥远两省。
奉天原省长刘尚清刚刚卸任，准备代表东北出任中央政府委员，奉天督军一职由张学良兼任。这个督军本是给少帅的遮羞布，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后，早对这个位置没什么兴趣，趁着易帜的机会，干脆把奉天省主席的位子甩给了刚刚出任省长的翟文选。
绥远原任都统为张宗昌，直鲁联军在安**政府中本来就属于杂牌部队，现在兵败之后更是不受待见。易帜之后，张学良干脆把张宗昌甩到一边毫不理会，另行发布袁金铠为绥远省主席。
肖林事先毫不知情，至此终于恍然大悟，袁金铠那天吞吞吐吐，原来早有去绥远的打算。
细想之下，又不得不佩服袁金铠的老谋深算。少帅执掌大权，奉系元老派已成昨日黄花，必然受到排挤，袁金铠干脆远走绥远避祸，趁机又在肖林身上压了一注，也是一桩颇有眼光的政治投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