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正在侃侃而谈：“以学生之见，老师不应对宪政仍然报以幻想，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一个自主自强的现代主权国家。
国民成立已经十五年，一直在进行政体与国体的探索，但遗憾的是，除了贿选就是军阀混战，民国十二年颁布的宪法已经失效。孙中山去世前曾经说过：‘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在当前的情况下，社会各方对于军阀政治和议会政治都已彻底失望，必须重新选择一条新的道路。”
梁启超摇摇头道：“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十余年来的立宪努力将毁于一旦。以南方政府的北伐军来看，这是一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党军，通过民族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党军体制将获得极大的民意支持和合法性，大大降低了对于多元化宪政的依赖，进而会倒向一元化的集权政治。从前是约法至上，此后是党权至上，从前谈法理，此后谈党纪，民主宪政将荡然无存。”
张东荪（梁启超弟子，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插言道：“老师所言极是，北洋军阀政治固然不堪，南方政府也未必可取，在国体和政体的选择上，南方革命党的立场始终摇摆不定，如果北伐真的成功，国家还是会陷入军绅政权衍生的派系政治。”
肖林对历史不甚了了，其他人却都明白张东荪的意思。
在民国十几年的制宪斗争中，革命党一向没有明确的态度，多是基于派系斗争需要的选择，原本基于国家共同利益寻求妥协的制宪讨论，始终为狭隘的派系之争所裹挟，共识的达成与宪制的实行遥遥无期。
对于国体模式的选择，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等人表示支持联邦制和总统制，但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时期，不是后来的南京政府），国民党又转向了中央集权，袁世凯得势，国民党又重新支持地方分权，孙中山称自己‘亟亟从事于联省制’，不过一年之后，广东军政府再度恢复，孙中山又鲜明反对联省、主张北伐统一。从总体上看，革命派在国体问题上的立场较多受制于时局的影响，当他们掌握权力时，更多倾向于集权，而一旦失去政权，则往往转而支持分权或联邦。
对于政体模式的选择，除宋教仁之外，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多数革命党人都倾向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最初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也大体采取了这一模式。但1912年的《临时约法》却最终确立了议会内阁制的政体，并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和对于行政权的制约。这一变化的发生，是革命党试图凭借自身在国会的优势地位，来限制即将掌握政权的袁世凯，无形中却破坏了内阁制之中立法权与行政权应有的协调，此后的政体争端也由此开始。
蒋百里皱皱眉头，接话说道：“就算如此，建立统一国家也是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现在一盘散沙，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共同体，军阀割据与议会政治失败的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统一主权权威和现代国家建构的不足。当前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一部文本意义上的宪法，而是政体与国体的选择，如何构建一个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争论随即再次展开，在梁启超师徒的唇枪舌剑中，肖林对民国的历史颇有所悟。
在不发达国家中，军人干政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北洋军阀政治的形成，来自于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危机。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传统社会迅速解体，并陷入严重的主权危机中，君主官僚制度与儒家思想想结合的传统权威机制无法与现代化相适应，最终崩溃瓦解。但是辛亥革命只完成了破坏，却没有完成建设，新的权威主体尚未建立，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真空中，作为晚清以来最早的现代化力量，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现代军队，成为当时最为有效的替代性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与北洋军人走上了历史前台，承担起重建国家政治权威的历史使命。但由于袁的决策失误，引发了二次革命与护国战争等新的危机，使得政治军事化进一步获得了合法化外衣，最终导致了权威的崩溃与军阀政治的开始。
军阀组织对于私人纽带关系过度依赖，袁世凯去世后，因为政治强人逝去，北洋内部的凝聚力迅速减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组织上的分裂，由于缺乏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军阀组织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难以承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在一次次的分裂与混战中，北洋政府逐渐耗尽了它原本具有的合法性与政治资源。
在军阀政治与宪法政治走向没落的同时，另一种替代性的可能也在增长。面对民国十余年来的主权沦丧与国家分裂，国人开始了新的探索，试图在军阀与代议制之外寻找实现国家统一的新道路。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民族主义的浪潮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席卷中国，尽管这一时期存在着社会震荡和政治分裂，但在民族目标方面产生了明确的共识，国家统一成了头等大事。人们期望通过统一的实现，摆脱列强干涉和恢复民族权利。
也就在这时，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提供了榜样，在西方民主宪政之外，以另一种全新的模式构建现代国家。以苏联体制为模范，孙中山开始了“联俄”、“容共”等尝试，并改组国民党，通过新型“党军”组织的创设，发动了北伐战争，以推翻并取代旧式军阀的统治，实现国家统一。
北伐战争顺应了时代潮流，胜利是注定的事情。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