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黑龙江省包括松花江下游西北方向的小兴安岭、大兴安岭及嫩江流域等地区。到了伪满时期，黑龙江省主要分为了六个省。大兴安岭地区分为兴安北省和兴安东省，嫩江流域则建立了龙江省，黑龙江流域则是黑河省，松花江流域则分到了三江省和滨江省。后来滨江省的松花江以北和龙江省北部的是十五县合并为北安省。
而北安省和兴安东省的东部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主要活动区域。
黑龙江省地区在日本侵略者侵华战争上起着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这里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产地，且有木材、煤炭、金矿等日军急于获取的各种矿产。在对苏防御方面，黑龙江省地区更是有重要意义。黑河地区、海拉尔地区都是日军防备苏联的主要防守阵地。为了应付苏联，日军已经在黑河地区修建或是正在修建霍尔莫津要塞、瑷珲要塞、黑河要撒、法别拉要塞等，并部署了第五、六、七、十三国境守备队，孙吴一带则部署了第一师团。在海拉尔方向，日军构筑了海拉尔要塞，并部署了第八国境守备队和第二十三师团。同时在齐齐哈尔及以北地区部署有第三、八独立守备队，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围剿抗联部队。
除此之外，日军为了掠夺各种木材，还设置了山林警察队，其规模超过了一千五百人。木材在国防建设和战备需求上有重要意义，所以日军在这个方面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在其他矿产方面，敌人的投入也是不断在增长。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黑龙江省地区是日军推广开拓团的中心，在日军地图上可以看出，他们在整个嫩江、松花江沿岸地区的拓荒计划是有多么地惊人。
日军还在各县派驻了所谓的产业指导官。老百姓种粮食，种多大面积都不能决定。这些必须要由产业指导官事先规划，确定粮食种类。同时，敌人为了夺取更多的肥美土给地主、农民戴上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赶到西部的艰苦地区垦荒。
日军为了满足战时所需，可谓是挖空了心思。敌人不仅严格规定了种植方面的各种限制，还实行了严格的、全面的商品专卖制度。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他们早已采取了配给制度。不仅是粮食，煤油、火柴等物资也是按人头发放，还不许老百姓私有石磨。
在商业方面这样的专卖制度实行彻底。在黑龙江地区已经几乎找不到民族商业，所有的商店都变成了日本商店、合作社，由日本人、伪满洲国和汉奸直接经营，连制油业、酿酒业也早已被他们所控制。
敌人还大量发行伪币，掠夺各种物资。物价飞涨之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一日不如一日。比如雇农的月工资大概在二十元到二十五元左右，但每匹棉布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两百元满币。
工资减少，工作延长，强迫劳动也是家常便饭。而那些非本地人，也就是被日本人从山东省、河北省一带骗来的工人的情况更是凄惨。他们本来就不适应东北地区的环境，而在日伪军的剥削和压榨下，他们已经是走投无路。想逃？逃亡哪里？在那个比监狱还黑暗的工地上，他们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但一逃出去，等待他们的直接就是死亡。
即使如此，经常会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那没有围墙的监狱，逃进深山密林。有的人或许能找到抗联部队并加入进去，有的人或许能碰上好心人收留，但大多数的逃工都消失在了茫茫林海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黑龙江地区的抗日活动一直在进行。到四零年，他们已经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坚持了个年头。而敌人也进行了近十年的讨伐，其手段是一年比一年毒辣，一年比一年严酷。但敌人的这种做法没能取得他们所期待的结果，也就是根本消灭东北抗日联军的存在。
年初，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参加完伯力会议后，带着三十余人，经二十多天的雪地行军，到四月中旬才回到了北满抗联三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南北河支流木沟河地区。他先向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汇报了伯力会议的精神后，他们决定在木沟河开三、六军干部会议。会后各部队分别出去活动，打了几场胜仗，也缴获了一些粮食等物资，然后又回到总指挥部继续开会。
经过这次会议，三路军将整编为第三、六、九、十二等共四个支队。其中，第三支队的队长由王明贵担任，赵敬夫担任政委。下辖三、六两个大队，共有四个中队、八个小队，主要人员只有九十余人。他们将在兴安东省东南部活动。六支队由张光迪担任队长，于天放担任政委。下辖人员与三支队相同，主要在北安省东北部活动。九支队由陈绍宾担任队长，高禹民担任政委，主要在北安省西北部活动。十二支队由李景荫担任队长、许亨植担任政委，主要在北安省东南部地区活动。
整个三路军的主要兵力就是这四个支队，所有人员加起来也就四百人左右。
三月份北满省委就发出了开展红五月活动的通告。所谓和红五月就是五月的几个纪念日。五一劳动者纪念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日、五五世界**鼻祖马克思诞辰日，五七、五九则是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及袁世凯的纪念日，还有就是五卅惨案纪念日。北满省委是希望采取胜利的军事行动，攻袭敌人据点，破坏敌人设施，缴获枪支弹药，并发展部队，建立地方组织。
实际上，红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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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节三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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