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政水运司是在郭荣驾崩之前临时设立的，当时只是分派了军司和定远军的主要职位，却还没有来得及给渔政水运司配置将校军官和军士。
郭炜在继位之后，先是补齐了定远军和伏波旅的指挥机关，又在半年之后的显德七年年初从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相继抽调人员，其中的军士交给了右羽林统军李继勋和邓州节度使宋延渥操练，将校军官则进入了武学进行统一的培训，在时间上比起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大整训还要早。
等到大整训一开始，为了节约武学博士、助教和从锦衣卫亲军司派过来的教习这些教学资源，预定分配到渔政水运司的军官和另外两个军司的军官就开始了合训。因为前者需要专门学习水运、水战和水军登陆，他们的教导营生涯会比其他两个军司的军官更长一些，待第一批换装的部队训练一结束，各地的驻屯禁军和卫戍京师的侍卫亲军被他们换防回来，渔政水运司的预备军官还会和第二批侍卫亲军司的军官一起进行培训。
虽然渔政水运司的很多战术课与其他两个军司有所不同，却不妨碍他们上战略课的时候集中在一起讨论。位于侍卫亲军的马军司南面，由龙兴寺改建成的龙兴仓紧靠着汴水的北岸，那一片宽阔的河边营地就正好做了几个教导营的驻地，渔政水运司的预备军官们主要集中在这里，他们平时就可以在汴水船上加强一下水性。
“蜀道难，历年入蜀的途径不外乎两条。在北路，可以从凤州、成州和阶州向东南取兴州（今陕西略阳）与兴元府，然后沿嘉陵江与栈道直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剑阁若下，北路至成都府就基本上没有天险了；在东路，那就是溯江而上，借道南平的归州（今湖北秭归）集结水陆大军，强攻夔州（今四川奉节）的锁江浮梁，如东汉的岑彭、吴汉军那样直捣成都府。
北路沿途山势险峻，依靠栈道补给输运困难，嘉陵江的水流湍急也不利输运，就是转运储备了大量的粮秣存放在凤州，也很难通过人畜输送上去。所以在此处难以使用大军，只能以一部精锐自携粮草麾师急进，冀望沿途夺取蜀军仓储，可以因粮于敌。好在北线的蜀军处处设防分兵立寨，我军既可以各个击破，又一定能夺取部分山寨的粮秣辎重。
东线的蜀军也是分兵散守各城，基本上沿江分布，每一处的战力都显得不足。只有夔州的锁江浮梁附近屯有重兵，而且上置木栅三重，夹江配置砲具封锁江面，此地将有激战。夔州若下，东路就只需要溯江而西上，将沿途守军各个击破，基本上就可以一路坦途地抵达成都府。这一路可以用船队随军输运粮饷，所用兵力原本能够比北路更多，可惜需要借道于南平，我军的转运储备则只能存放在襄州，南平的供输难以信赖。”
在这个兵营当中放置的当然就是表现蜀地周边地势的大沙盘，正在手持教鞭指点着沙盘侃侃而谈的壮汉也就是三十岁上下的样子，却正是从殿前司铁骑右厢第三军都指挥使调任渔政水运司定远军左厢第一军都指挥使的杨光美。杨光美和赵匡胤是差不多时候投军于郭威帐下的，从郭威的卫士再到殿前司，也算得上是郭家的嫡系了。
“那北路要是被蜀军烧了栈道，又该怎么办？谁敢保证蜀军沿途守备的山寨都有粮草储备，又能被我军夺取，难道蜀军兵败之余不会焚烧仓储么？东路依赖借道总是不可靠，不如先把南平给吞了，再在江陵、归州储备足够的军需，到时候以重兵从东路入蜀。”
同样是从殿前司调到渔政水运司来的王彦升比杨光美大了有十来岁，却是后唐平蜀以后北迁至洛阳的蜀人，四朝的兵当下来，靠着军功做到了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最后调任渔政水运司定远军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比不得杨光美的亲信嫡系地位，王彦升却另有一股军中老行伍的傲气，听到杨光美在上面讲得头头是道，忍不住就出言挑起了毛病。
杨光美长得人高马大的，脾气却是相当好，听到有人对自己的发言挑刺也不生气，只是淡淡地一笑：“栈道修起来艰难，又哪里是那么容易一次烧尽的？能够被烧掉的也不过就是桥板而已，打入山壁用以支撑桥板的铁撑可很难被蜀军破坏，到时候辅兵跟随前军抢修桥板就是了。先帝和陛下志在恢复天下，自从收复秦凤四州以来，向凤州的转运储备已经进行了多年，断不可能没有抢修栈道的资材。至于光烈兄所说的先取南平之策，那却不是我辈应该置喙的，此类大事自有陛下和枢府决断，今日军略课上博士安排的就只是讲议攻蜀之策。”
…………
讨论对南唐军略的课堂上，受训军官们的意见则出奇的一致。
经过围绕淮南的三年拉锯战，南唐的元气大伤，不光是连续损兵折将，最终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而且南国水师的优势都是在顷刻间丧失了。
大江口东布洲水寨的丧失和江北通州的失守，让中朝和吴越在江口一带南北连成了一气，南唐的出海口由此被彻底地封闭。江北的整体割让使得大江天堑成为两边共有，大江两岸独特的地貌更使得从江北集结大军准备渡江具备足够的突然性，而显德七年三四月间渔政水运司的备选军士进入大江训练，更加凸显这个大江天堑到底掌握在哪一方的手中。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从理论上理解的原因，中原河流的右岸多被水流冲刷而至山冈丘矶峙立，左岸却因沙洲沉积连片而平坦宽阔。具体落实到现在分隔周唐两家的大江来说，那就是南岸耸立的矶头较多，而北岸港汊众多芦苇丛生，非常有利于暗中集结大军，而南唐需要防备数千里的江面，在丧失了水军的优势之后实在是是防不胜防。
所以面对着表现南唐形势的沙盘，受训军官们纷纷表示渡江成功完全不在话下，问题只在于前锋过江之后，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地点来架设浮桥，以浮桥维持军队的后勤保障和后续步军主力的南进。
其后的作战就不外乎是围绕着几座浮桥的攻防，还有对金陵与南昌的围攻与打援。只要守住浮桥消灭南唐剩余的水军，周军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全力围困金陵和南昌这两座南唐的都城，并且利用金陵和南昌的困境吸引各地的唐军有生力量赴援，在围城部队的外围利用野战将南唐各路援军歼灭。
总的来说也就是淮南之战的一个放大版，最后南唐国主是投降还是在顽抗中被俘，那只不过就是一个细节问题。让军官们困扰的问题是这一仗必须得精心准备后勤和其他方向的防御，一不能像淮南之战那样一拖三年，二不能在其他方向给潜在的敌人露出可趁之机——当然，这又是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什么时机开战是皇帝和枢密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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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各个教导营的讨论汇总就交到了郭炜的案头，郭炜则马上找来了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美。
“张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是禁军诸将对四境作战的各种构想，你组织一下枢密院几房和三司的能吏干员，依照不同的构想做出几种物资转运的方案来。禁军各部的分兵调运、各地民夫的征发轮换、沿途兵站的设置、输运线路的安排和保护、最合适的作战启动时间……规划得越全面越细致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