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亚洲，都被各种愤怒与仇恨所扭曲着，中国与日本这两个统属华夏文化圈的国家，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征战不休。
中国内部现存的几大势力，分别是**党、红门与华联这三大政治势力。**党内部派系驳杂，有着是旧时代军阀的苟合的产物，矛盾不断。
至于红门，则是因为姜瑞元不得不借助苏俄的援助，所以才容忍了这些流贼的存在。
三大势力之中，论人口和资源优势，华联并不算特别突出。但说到工业实力，却是绝对的第一，甚至在多项军事技术领域上，已经超越了列强国家。唯有产量还有些不足，这是因工业根基薄弱的缘故。
日本在狂热派军人的引导下，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
目前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的是**党的军队，无论是华联还是红门，都自按兵不动，静静等待着两败俱伤的时刻到来。
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姜瑞元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
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姜瑞元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
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38年6月9日，**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兆铭就对当时主政**党军的姜瑞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所谓的焦土政策，烧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会变成汉奸呢？
若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己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处理？
带这些人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非要做出一个比较的话，姜瑞元是一个冷酷的君王，而汪兆铭则是一个温暖的政客。他们为了各自的理念，采用着截然相反的举动，很难说到底谁是爱国谁是卖国，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道路的不同吧。
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让汪兆铭越来越怀疑“牺牲”这两个字的意义。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着……
汪兆铭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
抗战的目的是？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党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的平民百姓吗？
**军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
这一连串的疑问，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汪兆铭坦荡的内心。他不是一个可以高座庙堂而冷酷计算得失的国君，更不愿意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他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文人。
内心温柔的他，越来越觉得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兆铭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
“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红门、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抗日是干倒姜瑞元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姜，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姜瑞元也不傻，他打算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的高调，逼着姜瑞元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汪兆铭他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兆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的主要焦点在于两处，也即是委员长姜瑞元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
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红门的游击队。红门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这群苏俄狗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兆铭则对此颇有异见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姜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兆铭感到已不可能说服姜瑞元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独自的和平道路。汪兆铭最终还是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
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
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汪兆铭则脱离**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汪兆铭也明白得很，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汪兆铭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作出了选择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一是快胜论，认为中**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是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三则是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
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
193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公开发表和谈言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
因为华联目前军力强盛，日军奈何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想要先行解决**政府的问题，再来用人口和资源优势，压垮华联。
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政府崩溃。
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姜瑞元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兆铭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
在此情况下，汪兆铭等“主和派”开始了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姜瑞元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兆铭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身为党**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姜瑞元，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兆铭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姜瑞元下野。
11月16日，汪兆铭和姜瑞元一同吃饭时，劝对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他在饭局中温声劝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自是无法答应这种条件，他板着脸反问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姜瑞元还是不肯答应说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
于是他将汪兆铭一个人弃置不顾，睡觉了，这也促使汪兆铭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兆铭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他派妻子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姜瑞元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
龙云对陈璧君下了承诺汪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姜瑞元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红门和冯焕章等少数赤化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938年11月12日，汪兆铭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红门，因为双方约定在内蒙建立防红区，并且同意日本在那里驻兵，以应对来自苏俄的威胁。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要不是被华军收复了南京，现在这个为政府还可能继续存在着。
日方本来计划汪兆铭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兆铭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他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兆铭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