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少杰那里收到了关于军中人心浮动的情报，钟泱也是眉头紧锁。(请记住我事，驱民为盾，也亏他想得出来。
作为枭雄而言，道德方面的评价对于孙逸仙来说毫无意义，钟泱也不想在这方面多说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当权者，居然这么迫害自己的民，难怪后来的党在这里站不住脚，必须一路打到南京那里，才能有块根据地。
这么瞎折腾，只有民怨沸腾这结果，能继续站稳脚步那才是荒谬。而因为两地离得近，军中的士兵多少也有些亲属就在广州市内。如此一来，这个军心的问题就必须要小心处理了。虽然钟泱并非军中主官，但是对于整个体系还是很关心的。
军队，依据着当初的设想，独立于政治之外，并且不归任何人所有。而是以体制的方式确定军队的职权以及运作模式。立法、政治、司法三权且不去说，军队的运作则是依托于整个组织。
因为还没建国，当然不可能起一个“国防部”这样的名字。而是立起了区防御指挥部这个招牌，对外暂时就用这个名义，职权上是负责顺德、番禺、南沙三个地区上的军事防御规划。
军队的内部，分成了三大体系：主官、参谋、医政工勤。主官也即是军队中的军官主体，负责时机作战指挥的将领。而参谋体系，则有随军参谋和总部参谋，都是制定军事作战任务的主要成员。
战略方面的事情，由参谋部和大本营决定，只制定作战任务。至于具体的战术安排，则是由军官承担。这个分工，是很明确的，一般也互不干涉，除非双方那个都觉得有合作的必要。
至于医政工勤，则是承担着军队作战以外的所有工作。医疗体系，军中的文职工作，工程技术支持，后勤补给等等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医政工勤的工作。
其中医工勤这三个方面没什么问题，大家也都理解。唯有这政务官，争论比较大。主要是历代以来，监军或者政委这个职业，实在是不讨人喜欢。在人治的体系内，这些专门打小报告的人很容易逐渐转变成监察特务组织
与生俱来的，就和大清洗，干涉军务，影响将领发挥等不好的事情挂钩。这不是这种制度有问题，而是人治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监察机制是必要存在的，这是维持权力平衡的需要，也是防止军队将领违反法治的一种必要举措。这本身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毫无疑问的，权力需要制约，这一点在根本上无错。
可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治，者天然的需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样的体制下，让监察机制失去了原本的真意，逐渐演变为畸形的怪胎。
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因为监军或者政委打小报告吗？还是说这些人的权力太大，能肆无忌惮的决定军官的生死？
在钟泱看来，都不是，原因还是出在了人治者自身。
打小报告本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打小报告不能升官发财，还要平白得罪一个将领，谁愿意去做？这世界，做坏事不得好处，就自然没有什么人去做了。就算有这样的白痴，对于大局也毫无影响。
可在人治的体系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打小报告这种行为本身，是为了以此向者表忠心，借以获得赏识。这是利益的趋势，因为打小报告有好处，自然可以去做。因为上位者决定了你的生死，所以下位者不得不去表忠心，不得不去讨好。
在人治体系内，上位者的怀疑就足以让下属身死族灭了。这也就出现了某人一言以决生死富贵的权力，这是上位者的职权本身，决定这种好事变坏事的情况。而不是监督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从始至终，这个监督制度并没有决定权。
至于更为恶化的监察特务机构，本身就已经和监督的本意相去甚远。因为在钟泱看来，监督的本意应该是考核这个权力者是否有违法的现象。可是特无机构本身就是违法的，这就从根源上错了。
政委和监军一样，目的在于帮者审视军官是否有不忠诚于领导的表现，甚至因为代表着者的权威，而具备了对军官生死予夺的大权。这一点，是绝对的腐朽制度
无论它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凝聚军心，纯化部队思想，但在本质上，却已经陷于人治的漩涡。或许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模式确立之前，这种做法是迫不得已，但在生产力发展之后的现在，还去采用这种模式就是历史的倒退。
所以钟泱并不想采用这种军事体系，也杜绝了人治本身的局限和危害。总体而言，军队是为了保护一个组织的权益而存在的，是为了维护一个文明的发展而成立的。绝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更不会用人治来统合军队。
大清洗、军官权利被压制、思想洗脑等等，对于军队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因素。时代越是发展，军队的作战方式也更加充满主观能动性。古代因为冷兵器战斗的缘故，不得不依赖于军阵和军心，所以人治的情况难以从根本上克服。
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的缘故，必须以人的强权来维系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而必须磨灭士兵的人性，让他们甘愿效死。
但是如今，情况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因为远程武器越来越强大，精准性以及威力，都与过去大不相同。这时候，已经降低了对战阵和士气的依赖，开始倾向于功能强大的武器以及士兵本身的素养。
尤其是士兵本身的军事素养以及主观能动性，只有全身心想要去战斗的士兵，才能真正发挥出武器本身的威力。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武器的使用对于士兵本身提出了跟高的要求。
这是学历和文化上的要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操纵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尤其是飞机和军舰，这已经不是依靠强权和压迫就能训练出来的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兵，也不是可以轻易洗脑的对象。
至于搞大清洗，更是愚蠢，除了能巩固某个人的权力，根本就对组织毫无益处。者想用自己的权势来获得整个社会体系的利益，这只会使得整个社会崩溃。
或许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很慢。但是一旦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个崩溃的过程便会被加速到让人无法反应过来的地步。
这就是人心，所谓的人心，就在于势利。分配模式不合理，再怎么洗脑和压迫也无济于事。不给予别人应得的利益，说什么都是废话，徒遭民怨。
钟泱不会做这样的者，更不会建立这样一个人治体系，所以在军队之中并不强调英雄主义，也不搞个人崇拜。而是深化制度本身的力量，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并且要求所有的士兵对军令的服从。
至于政务官，本质上就是军队体系内的文职人员，专司处理军中的政务，把军官从这些繁琐的事情中解放出来。另外一点，也是对军官的监督，记录一些公事上的资料。这些资料会被归档，也是军中年度考核的一个参照标准。
政务官没办法打小报告，因为他的上面没有者，只有军法。政务官仅仅有记录事情的权力，而无处置的权力。大本营也不可能赋予政务官这样的权力，还是因为军法，军法的存在禁止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纵观过去，监军和政委之所以演变为特务机构，还是在于者的支持和纵容，而不是因为监督机制本身的缘故。者以人治国治军，自然是以人代法，实则无法。如果没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特务机构的膨胀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
军官本身的权力极大，无论怎么说都好，始终是一种特权。三官制只是从根本上让武官失去了造反的力量，可不代表军官没有滥用特权的情况。军队内部体系也的确需要一些监督者，只要他们的职权明晰，没有处置权即可。
关键还是在于军队的上面没有一个者，只有大本营总部。大本营本身也是军队体系架构，更不可能让政务官的职权干涉到军事指挥。因为胜利才是大本营所追求的，一个无法让体系利益得到实现的人，无法继续呆下去。
这就是体系的好处，以众人的利益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而不是以一个人的意见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是法治的基石，也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
那种某个人说了算，某个人握着军权的组织，是毫无前途的。也是古文会所极力排斥的，法治和人治，是天然对抗的两种思想。法治代表着众人的利益，是一种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规矩。而人治则相反，以一个人的思想和利益来决定组织的思想和利益，天然的具有排斥异己以及内部清洗等属性。
三官制或许还有着不少的细节问题，但比起人治体系，却是要好上太多了。新四军的成立，不是为了钟泱或者陈泽，也不是为了天宇集团。它的存在是为了整个华夏正统文明以及这个体系内的所有人。
如今的这“所有人”，便是包括了顺德、番禺、南沙这三个区域内的民众。以保卫家乡为思想根源，作为军心的立足点。
正因为如此，钟泱便不得不考量军心的问题了。对于党的倒行逆施，军队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士兵和军官都有着亲属在那边，这是难以磨灭的联系。如今这样的残暴举动，更是激起了众人的愤怒。
人治的军队里，打不打很大程度是根据者的意愿。但在法治体系里，民意就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现在可不单只是军队，整个地区的民众也全都处于愤怒的边缘，他们也有亲属在那边啊。
至于商人，也是支持战争的，主要是孙逸仙的脑残举动影响了粤省的经济运转。这种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工商业界的利益，即使仅仅是间接的影响，也足够激起这群资本家的怒火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