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队伍，唯一的优点，恐怕就像王在晋说的，“边军善走”，也就是传说中的跑路之王。这个现实孙承宗也是了解的，所以他才不会像杨稿、王化贞那样，怂恿搞什么正面进攻，大兵团决战。他的想法很现实，既然官军野战不行，那么就先不去搞野战。但他又决不能容忍放弃几百里国土的逃跑主义行为，所以才创造性的搞出了堡垒战术。指望通过堡垒层层推进，一点点的光复国土。
这种搞法看起来似乎也很完美，修一个堡垒刨两亩地，然后再修堡垒，再刨地。但是，孙老师可能没想过，修堡垒一点都不便宜，而随着堡垒越修越远，补给线也就越长，而且堡垒不是修个壳子就管用，里面得屯兵。但是屯兵又要花钱。虽然他也想过减轻负担的方法——屯田。但是效果嘛，相对于辽东庞大的军费开支，聊胜于无。
更何况，他将十几万大军分散布置在四十七个大堡垒和一百九十二个“台”里（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虽然看似圈了不少地，但实际上完全分散了兵力。
试想下，以明军悲催的野战能力，再将兵力分得如此散。金兵前来攻城掠地的时候，小一点的堡垒和“台”直接就能踏平，大点的堡垒哪怕就是打不下来，也可以包围起来慢慢打。
这时候明军是去救援还是不救？
不救，城破人亡，和没修一样。救，野战又干不过人家。那真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整个一个两头添堵。战斗的主动权明显在后金那边，人家想打就打，不想打，抢一把也可以风光的退回去（城堡周边可是有屯田的，人家只要收获季节来扫荡一趟，哪怕就是不抢粮食，放把火这一年的屯田就算白忙活了）。
说实话，孙承宗的战略让朱宏燚想到了解放战争中的国军，因为顾及一座座不能丢弃的大城市，极大限制了战术灵活性，每每被牵着鼻子走，不是被围点打援就是坐以待毙。运用孙老师战法的明军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十年后卖国贼洪承畴指挥的松山之战不就是鲜活的例子。
所以孙承宗这种搞法压根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修城堡看似占据了一时之利，但实际上，防守怎么都是被动的，战斗的主动权始终在人家手里。
想要消灭后金，光靠修城堡了也是完全不顶用地。从孙承宗开始，几代辽东经略修了十几年的城堡，修到锦州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怎么也跨不过大凌河和小凌河，只要跨过去一次就被金兵狠狠修理一次，每一次都是碰了一头的包狼狈的退回来。
更可虑的是，修这条所谓的关锦宁防线的初衷是拱卫京师，起作用了吗？没有，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条早修了几百年的马其诺防线而已。虽然绕了点路，但金兵照样能够杀进关来，这样一条所谓的从来没有被攻克的防线又有什么用？
至少朱宏燚对这样一条虚有其表的防线是嗤之以鼻的，在他看来与其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修一条“面子工程”，还不如把钱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拿去赈灾还是练兵，都比把钱扔进这个无底洞里强。
当然，现在的孙承宗还没有想法去修这么多城堡，他的意思很明确，把修在八里铺的长城移到宁远、窟窿山一线而已。但是这个想法也完全是不切实际。先不说在一百多公里外修一条几十公里长的长城花费有多大，就说金兵突然攻过来了怎么办？
后来孙承宗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前面说的步步为营一路修城堡修到宁远去。所以为了避免孙承宗自己给自己挖坑，甚至是给大明挖坑，朱宏燚打定主意一定要阻止他那个在宁远、窟窿山一线修防线的想法，这才抛出那个不修任何城堡的建议。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有干脆利落的否定掉王在晋修城墙的想法，才有可能打消孙老师那个更离谱的设想。
不过很显然，他低估了孙承宗的决心，对于朱宏燚的建议，他大加批驳：“胡闹！简直就是儿戏！不修城池何以巩固京师，而且那二百里河山难道就白白的送给建奴蛮夷？此乃弃地丧师之策，断不可行！”
朱宏燚叹了口气，他知道孙承宗是钻进那个保卫京师就必须固守城池，固守城池就必须修墙筑堡的怪圈里去了。在加上刻骨铭心的国土意识，在他看来圈地防守既能保卫京师又能收复失地，是两全其美的好方法。
但他就没有想过，辽东对大明来说就是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个时候丢掉辽东对全局压根就没有太大的影响，顶多是天朝的面子上不好看。
其实对付后金最好的方法，就是暂时退回来安心整理好内务，花个十来年的时间好好练一练兵，裁汰掉那些逃跑先锋。这样既减轻了国家和老百姓的负担，还能抽出钱赈灾，避免后来农民起义闹得不可开交的局面。
至于辽东，按照努尔哈赤那个杀人魔王的折腾法，自己都能把自己玩个半死。大明只需要执行严格的封锁计划，将能撤出来的辽民通通撤出来，然后让毛文龙和水师抽冷子的上去打闷棍，打了就跑，不求收复一城一池的国土，专门消灭后金的有生力量。以后金的科技、经济和人口总量，又能折腾多久？
更何况在天启、崇祯年间，整个蒙古、辽东地区又遭遇了大面积的干旱。困不死后金，饿也能饿死他们。等后金自己玩得差不多了，大明再去收复失地也就是水到渠成。
相对于孙承宗急切的收复失地的计划，不光执行起来更简单，更省钱，风险也降到了最低。唯一难堪一点的就是天朝的脸面上过不去，但这种面子对于关内的广大百姓来说可有可无，而且历史上的唐太宗早年也不是被突厥逼得狼狈不堪，可人家最后还不是把突厥收拾得服服帖帖？
所以对于一个有长远打算的合格政治家而言，有时候必须学会放弃，甚至是隐忍。面子算什么？里子才是最重要的！很可惜孙承宗虽然是一个不可置疑的民族英雄，但却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当然这不是对孙老师的指责，因为朱宏燚很清楚的知道，在明末这个异常浮躁异常喧嚣的政坛里，就算有政治家，也会被自己人整死，说到底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当一个国家的上层精英，都只顾嘴上痛快，党同伐异，甚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大的事情搞得你死我活的时候，离亡国就真的不太远了。
朱宏燚对孙承宗实际上是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的，因为他有成为那个扭转乾坤的人的希望。他是天启皇帝的最喜爱，也是最信任的老师，他的一言一行对天启皇帝能有极大的影响。如果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如果可以把这个一盘散沙的朝堂捏合在一起。那大明朝真不会灭亡得那么突然，那么可惜。
但是现在，听了孙承宗刚才指责之后，朱宏燚知道自己错了，错得还很离谱。孙老师身上的东林党风气实在是太浓了，他和其他那些东林党坚实的信徒一样，迷信心中理想化的经典，顽固死板，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为了反对而反对。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些事情不是能不能做，而是该不该现在就做。
叹了口气，朱宏燚一言不发，全盘接受了孙承宗的批评，因为他知道再说什么也是空的。孙承宗是那种拿定了主意，九头牛都拉不会来的人，不碰南墙，甚至在南墙上碰得头破血流都不会回头的人。很无畏也很东林党。反倒是王在晋，对于朱宏燚的说法倒是有些上心，但是面对孙承宗的步步紧逼，他也只能紧守防线。
“稚绳兄，你我分歧太大，恐怕暂时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眼下不如听听众位同僚的建议如何？”王在晋建议道。
孙承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虽然他是皇帝的特派员，但毕竟是初来乍到，听听下面人的意见也没什么不可。
朱宏燚苦笑一声，虽然孙承宗让步了，甚至可能在听取了下面的意见后，暂时搁置修建宁远、窟窿山防线的建议，同意修建八里铺新城。但这一切都还是沿着历史的轨道在前进，如果没有意外，在打发走王在晋这个主要的反对派后，他马上就会停下八里铺工程，改建为自己更中意的方案。
朱宏燚还真是搞不懂了，都说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可他这只小蝴蝶使出全力也无法改变历史车轮的前进的方向，难道历史的惯性真有这么强大？真是不可违背？那他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让他来经历一次惨痛的亡国之旅？顿时，朱宏燚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对于未来他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