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粮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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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三八年,中国与美国大打“印度牌”,意味着南亚再次成为热点地区。

    美国的南亚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南亚政策,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亚地区太遥远了,离中国又太近了。美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表明到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行动,不但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还通过拉拢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与斯里兰卡,筑起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圈,更通过南安达曼岛的浩洋港、缅甸的丹老、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加勒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立起围绕印度、呈新月形的军事基地群。

    只是,在南亚地区,印度是唯一的大国,也是唯一有资格成为大国的国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没有成为大国必须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与经济基础,至于其他国家,更是连地区强国的基础都没有。因此不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有多么大,都必须争取印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是中国能否超越美国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中国超越美国的关键标志是社会生产效率,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三倍,国民的消费观却远不如美国,即便国内消费水平达到了美国的程度,中国也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市场,更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产地;也就是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总共拥有二十四亿人口的情况下,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需要七十亿人,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

    因为在价值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海外产地,所以在中国总人口为十三亿的情况下,大概需要两倍于此的海外市场,即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的人口总规模应该在四十亿左右。

    这样一来,印度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现在来看中国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对印政策就能发现,除了进行战略遏制,中国还在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打压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即便以地区为准,印度也是仅次于东南亚。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间,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贷款,帮助印度修建学校、医院、水净化厂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近万名志愿人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支教与行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前降低了二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近三亿印度人在这十年里脱盲,意味着更多的儿童获得了学习机会。

    文化提高后,印度的经济也随同高速发展。

    可以说,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前,印度一直没能取代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产业工人,而产业工人最低的门槛就是必须能读会写,因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

    事实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工业国。

    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是纺织、制衣、制鞋、日化、工业零部件等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了,而是净进口国,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对手是同地区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东南亚国家、南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等国,而中国则是印度的第一大工业产品进口国。

    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随处可见“印度制造”。

    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度提供了足够多的初级工业产品,中国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让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与西方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的资本。

    别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级工业产品销售给中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高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成功开拓了印度市场,中国才在二零三五年获得了击败日本的经济实力。

    可以说,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国与日本已经在印度“开战”。

    双方争夺的,正是拥有十七亿消费者的印度市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五万亿元人民币,占印度海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法》。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法》。因为总统提交的法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法》。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法》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法》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法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法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法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法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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