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整军备战
牧浩洋在一月底，通过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二阶段军备调整方案。
数日之后，李明阳在高层会议上，拿出了一份不容质疑的情报：日本正在加紧建造包括四艘航母、八艘巡洋舰、十六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在内的大型战舰，而且三菱重工等军火企业正在兴建数条战斗机生产线。
在这次会议上，黎平寇只用了半个时就说服了易援朝。
准确的说，是破灭了易援朝的幻想。
日本已经把军备建设速度提高到了战时状态，正在全力扩军备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原有的政策。
随后，高层会议通过由黎平寇提交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经过调整之后，二零三三到二零三四财年度，军费预算将增长到十万八千亿元，增加的两万两千亿元中，一万九千亿元将用于军备采购，其中一万二千亿元分配给海军（包括陆战队），五千亿元分配给空军。
这已经是财政预算的上限了。
为了增加两万两千亿军费预算，黎平寇不但动用了一万二千亿元的特别预算，还给各部门明确下达了减支计划，连国务院办公厅、也就是直接为总理服务的行政部门都缩减了一亿三千万行政开支。
黎平寇以身作则，几十名部长都无话可说。
按照新提交的行政预算十二个中央部委的行政开支就缩减了一千多亿。
问题是，这仍然不足以支持所有军备项目。
拿海军来说，即便不要求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建成，也得增加五十多艘大型战舰的建造订单，其中包括八艘“台湾”级巡洋舰、八艘“昆明”级驱逐舰、十六艘“威海”级护卫舰、八艘“渭河”级攻击核潜艇，以及十多艘大型登陆舰，而且这些战舰必须在六月底之前开工，才能保证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下水，在二零三五年完成舾装，并且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仅此一项，在二零三三年六月底之前，就得落实八千亿的额外装备建造费用。在增加的一万二千亿海军装备预算中，最多只有六千亿元能在六月底之前划拨，而且还包括了其他武器装备。
按照牧浩洋的估计，仅建造大型战舰一项，经费缺口就在四千亿到五千亿之间。
如果第三批四艘“昆仑山”级航母也安排在六月底之前动工，那么大型战舰的建造经费缺口将高达八千亿元以上。
针对这一情况，黎平寇提出了第二种解决方法：发行国防债。
严格说来，应该是战争债，只是战争还没有爆发，所以冠以“国防债”。
按照黎平寇提交的报告，在六月底之前，将发行一万四千亿国防债，其中一万二千亿面向民营金融企业，两千亿面向个人。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到六月底，国防债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二万八千亿，而且依然供不应求。当时，仅二十八家民营商业银行就购入了二万四千亿，且均提出了增购申请。
为此，黎平寇、准确的说是黄瀚林（七月一日，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黄瀚林出任国务院总理）不得不调整国防债的发行方式，在七月份开始发行以二十年期为主的第三批，总发行额度为一万四千亿元。
这么做，主要是避免在短期内注入过多的流动性，从而导致市场紊乱。
要知道，民营商业银行在认购国防债的时候，不是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而是按照一定比例把认购款项打入国务院的账户，然后把国防债作为资产进行抵押，从中央银行获得更多的融资额。也就是说，按照平均百分之二十的认购比例计算，每发行一元国防债，等于为市场注入了四元货币。延长债务期限，能够降低债务融资额。比如二十年期国防债的融资比例仅为百分之六十，也就等于减少了流动性。
不管怎么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备战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
除了内政，战争准备还包括外交。
在担任总理的最后几个月里，黎平寇密集访问了包括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与中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在内的所有友好国家，还对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些大国，比如澳大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正式出任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首先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为了在外交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从七月中旬开始，专门负责外交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杜蕾也踏上了外访旅途，首先对俄罗斯、欧洲八国、加拿大、巴西、印度、南非、沙特、伊朗等有影响力的国家进行访问。
在此期间，日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首相、外相、防卫大臣、众议院议长等主要国家领导人分头出访。
到此，中日对抗终于发展到了外交层面上。
与以往一样，牧浩洋并不关注外交战场上的斗争。在他看来，这只是战争爆发前的热身活动，或者说为战争制造氛围。
真正的重点，是整军备战。
腾耀辉兑现了承诺，在出任总参谋长之后，给予牧浩洋全部决断权，很少直接过问军备工作。牧浩洋也给了腾耀辉最大的尊重，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要请示腾耀辉，并且每周递交工作报告。
谁都知道，军备重点是海军与空军。
只有在海洋战场与空中战场上打赢了日本，陆军与陆战队才有用武之地。
海军规划自不用说，就算牧浩洋不去过问，腾耀辉也会想方设法替他解决麻烦，确保海军的造舰工作顺利进行。
正是如此，在二零三三年的前半年中，牧浩洋把重点放在了空军上。
在空军的军备项目中，J-30绝对是重中之重。
最初，牧浩洋提出在二零三五年之前生产四百架，替代主力航空师的J-20，并且生产两百架J-32，替换四个舰载航空兵连队里的所有J-15B与四个J-25中队，使空军与海航的战斗力提升一个级别。
成飞的答复非常直接：办不到。
J-30J-32项目在二零三零年才进入工程阶段，而且在二零三三年之前，一直按照原计划进行工程试飞。即便立即加快试飞进度，也要等到二零三四年底，才能解决所有在试飞中遇到的问题。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超重。
到二零三三年初，J-30还有七百五十公斤的减重任务，而J-32的减重任务更是高达一千二百公斤。
给一种完成了基础设计的战斗机减重，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为此，成飞早就开出了奖赏规定，即每减重一公斤，设计团队就能得到十万元奖金，做出重大贡献的工程师还能得到两万元的额外奖金。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有力的鼓励政策，如果完成全部减重工作，J-30团队的五百多名工程师能分享十亿元奖金，而J-32团队的三百多名工程师能分享十五亿元奖金。
问题是，即便如此，减重工作仍然困难重重，进度至少延迟了一年。
针对牧浩洋提出的要求，成飞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空军与海军降低战术指标。
在当时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比如把J-30J-32的机动过载降低到十五G，就能取掉飞行员抗荷系统，一次性减少三百公斤。如果不考虑后期改进，即把机体的结构强度做同样降低，至少能够减少四百到五百公斤。
这样一来，J-30能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全部工程试飞。
虽然J-32的进度稍微慢一些，但是也有把握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百分之九十五的工程试飞工作。
跟母祁铁、杨禹方两人商量后，牧浩洋采纳了成飞的建议。
只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J-30不但要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工程试飞，还必须完成量产的准备工作，最迟在二零三五年一月底交付第一批四十八架量产型（包括用于试飞的十八架规模量产型），并且在二零三四年九月底之前，向空军交付二十四套模拟飞行培训设备。海军的J-32也必须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量产准备工作，最迟在二零三五年第一季度末交付三个中队的六十架J-32（包括用于试飞的十二架规模量产型），并且在二零三四年底交付十二套模拟培训设备。
七月底，牧浩洋代表军方，跟成飞签署了合同。
为了激励成飞尽快完成合同，还在附加条款中规定了奖赏方式，即成飞每提前一天完成合同，就将得到一百五十万元的额外奖励。如果成飞能让四份子合同都提前一个月完成，能得到一亿六千万的额外奖励。
必须承认，牧浩洋有点气。
不过，与奖赏条款同时存在的，还有惩罚条款，即成飞每延迟一天完成合同，将向军方赔偿三百万元违约金。
显然，惩罚条款更有鞭策性。
J-30是空军的主要装备项目，却不是全部。
对于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变，由防御型变为进攻型的中国空军来说，J-30只是最基本的制空力量。
在进攻型空军中，轰炸机才是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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