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几天时间，牧浩洋对中日军力对比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从根本上讲，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海军上，中国拥有性能先进，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的舰载战斗机，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中就已证明，绝对不是合格的制空战斗机。在空军上，中国空军的优势更明显，不管是J-20的高度改进型，还是J-22的后期型号，都优于日本空军的战斗机。此外，在作战系统上，中国空军与海军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说得直接一点，队早已实现装备国产化，而日本还在为此奋斗。
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摆明了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虽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与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中国在可控聚变反应堆领域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也就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之内，使聚变核能成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国内的电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电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南海问题，国内的原油与天然气产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总体能源需求上，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在战争时期有足够的油气供应。
与之相比，日本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变技术上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至少比中国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就很不错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与裂变电站。前者主要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而后者非常不安全，特别易遭到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来看，日本远远超过了中国。
根据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数据，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来自海外，天然气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极易遭到战争封锁。
即便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能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比如在中南半岛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在一周之内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当年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了百分之一点二。随后美国加快了对伊朗的围剿，再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日本因此平白无故的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增加了近百万个失业者，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如果能够开采东海中性海域的油气资源，日本获得的好处明显大于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首相没有领情，反而在黎平寇离开东京之后宣称，他拒绝中国总理是为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严格说来，日本首相说得没错。
如果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从东海获得了大量油气资源，日本肯定会因此减少原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加大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结果就是，如果中日交恶，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切断日本的能源供应。
黎平寇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黎平寇此举的真正目的，除了缓和中日关系之外，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拉拢日本。
如果中日能够结成同盟，那么最大的获益者就不是日本了。
要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真正的敌人。
从历史上就看得出来，只要中国强大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日本最终都将成为中国的朋友，甚至是中国的学徒。
更重要的是，从傅秀波开始，就没有哪个领导人把日本看成最终对手。
这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乃至整个领导集团的最高目标都是实现民族复兴，即使中华民族登上民族之林的巅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条道路上，日本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障碍，却不是最终归宿。说得直接一些，中国必须战胜、或者笼络日本，但决不会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战略上讲，拉拢日本肯定比战胜日本更划算。
哪怕存在一些风险，也能在短期内获得不少好处。
问题是，黎平寇长期主导国务院的工作，而且在杜蕾出任外长之后，一直把重点放在国内建设上，因此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黎平寇把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忽略了政治与外交因素。
从经济上讲，黎平寇此举肯定有很大的诱惑力。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日本不能在十年之内解决能源问题，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可控聚变时代，日本将首先在经济上战败。在国家间的全面对抗中，经济战败的危害远远超过军事，日本必然因此失去未来。
可惜的是，在政治与外交上，日本绝对不会接受黎平寇的提议。
要知道，东海战争之后，以中岛俊夫为守的“将领政客”一直把“报仇雪耻”当成政治资本。十多年过来，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而且把中国视为必须击败的敌人。
在此情况下，日本首相肯定不会自毁前程。
说白了，就算日本首相有足够的远见，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也会立即遭到弹劾，甚至遭到暗杀。
至于接任者，显然不可能担起大任。
最重要的是，在“复仇情绪”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直接导致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主要财团依附于国防建设，军工行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重头，而中日关系缓和的直接结果，必然是缩减军费开支，等于动了几个主要财团的蛋糕。到此，财团就会铲除障碍。
在外交上，日本依然以美国马首是瞻。
在必须依附美国的情况下，日本更不可能与中国走近，更不可能把国家命脉置于中国的威胁之下。
从根本上讲，黎平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必须承认，傅秀波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傅秀波更注重现实，往往会在现实与理想中做出妥协，而且偏向于现实。黎平寇则更加倾向于理想，认为有能力避开现实中的困难。
这个差别，让黎平寇做了一件自讨没趣的事情。
当然，这也让黎平寇认清了现实，即中国与日本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也正是如此，黄峙博才意识到，已经到了必须说服黎平寇的时候。
虽然黄峙博从来没有怀疑过黎平寇的基本立场，不然也不会全力支持他，但是黄峙博同样清楚，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比如错过解决中日纷争的最佳时机。
站在军人的立场上，黄峙博非常清楚，二零三五年是大限。
如果不能在此之前解决问题，日本有很大的可能在二零三六年制造出核武器，获得足以遏制中国发动战争的战略报复能力，最终迫使中国放弃战争想法，成为横亘在中国东面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再往后看的话，日本很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左右中美战略平衡的关键力量。
为了说服黎平寇，需要的不止是一份高度可行的战争计划，还要更加重要的证据。
所幸的是，在牧浩洋提交了战争计划之后，李明阳获得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一份足以让黎平寇认清形势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