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子的话，儿子王小虎虽然没有嗤之以鼻，但绝对是不以为然。
王爱民这个人，虽然半辈子都生活在基层，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王爱民是初中毕业生，在他那个年代，这，就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了。他生于大炼钢铁那一年，也就是195年。在他还刚有记忆时，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在那饥荒的年代，小小的王爱民差一点饿死。1966年，当红卫兵们开始大串连的时候，看着同村的王国庆等人已经跑到天安门前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年仅12岁的王爱民羡慕不已。他恨自己太小，没有赶上这火红的岁月。不久，从北京来了一帮知识青年，这些学生就驻扎在他们王家川的大桃园里。在他的印象里，那个叫钟可人的女学生长得最漂亮。
后来他听说，前两年从北京来的那个放牛的老钟，就是钟可人的父亲时，王爱民就很为钟可人感到可惜。她怎么会是老钟头的女儿呢？老钟头又怎么可能是这个钟可人的父亲呢？后来，王爱民才知道，原来教他们语文课的那个白老师竟然是钟老头的妻子。小小的王家民当时根本弄不清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复杂。
其实，老钟原名叫钟长风，本是北京卫戍区的一名师长。因为他对当时的副统帅林彪有看法，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西山县的王家川村劳动改造。
白老师是为了照顾钟长风，才主动申请来到这里支教的。
而钟可人也是为了和父母团聚，这才邀了一帮同学上山下乡，来到了王家川。
这里有有很多故事，待以后慢慢讲吧。
王爱民初中毕业后就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上世纪70年代吧，每个大队都有一名赤脚医生。他们的医术并不高明，却内外兼修，样样都碰。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医生、护士，抓药、算帐，什么事全拿下；精神病、心脏病、噎食病，天花、麻疹、杂面星，疝气、脚气、结巴嘴，阳痿、早泄、鬼剃头，什么病都能瞧。他们既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文化人。王家川的赤脚医生就是王爱民，他是“门里”出身，其父就是医生，远近闻名，只不过是兽医罢了。王家民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就正式上岗了。他第一次给病人打针时，病人相当紧张。王爱民却神情自若，“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我可是在县里正儿八经学过的，扎个针算啥？”但见他拿着针管，瞄了又瞄，病人屁股上的肌肉早已吓得就成了疙瘩。因为是第一次，加之来看稀奇的人不少，王爱民为显示的自己的专业水准，就在病人屁股上的入针部位用钻笔画上一个圆圈，向围观的人讲了一阵屁股和臀部的区别后，这才提针向圆心扎去，只听“唉哟”一声，王爱民应声蹲在了地上，原来他这一针下去，竟狠狠地戳进了他自己左手的大拇指上。
那时候，现在的村支书何天明已经是村里的名人了，因为他是副业队长。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一个副业队，大概就是后来乡镇企业的雏形吧。何天明因为常带带着副业队走南闯北，就连赤脚医生王爱民也不得不承认，何天明在村子里那是最有见识的人了。当然，这不包括已经走出去的那些人，比如说王跃杰，比如说宋中兴。
有一次，何天明从广东公干回村，脸上架了一副墨镜，话语中也带上了鸟语。见有不少人跟在他后边想听新鲜事，就开腔道：“这广东人耶，就是志气好好高呢，那天我下榻在大宾馆里，夜里要解小手，对了，人家那茅房是设在屋里的，你说那广东人个子都不高吧，那夜壶却钉在墙上，我恁高个子，踮着脚才尿了进去。也不知当地人是咋尿的？”原来，队长是尿在了宾馆的洗脸池里。
王爱民见他戴着一幅墨镜，很是羡慕，恳求着要戴一下，队长很不情愿，但赤脚医生好在也是个人物，就应允了。王爱民戴上墨镜，非常兴奋：“队长，这就是人家说的变色镜吧，一个清，一个昏。”
“你小子还算有些见识嘛，这就是变色镜。”王爱民用手去摸镜片，手指竟捣着了自己的眼睛，原来那个清的，早就没了玻璃片片，是空的。
王大牙的小娃王跃杰，那时候是村里在外最大的官，已经当上地委书记了。王大牙过世三周年，王跃杰回村给他爹上坟。那辆北京吉普刚一翻过岭，村里的孩子们就噢噢叫着迎了上去。王爱民忙回家掂出了一个空酒瓶，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车前，王跃杰让司机拧开油箱盖子，王爱民把一根塑料管子插了进去，用大嘴噙着猛地吸了一口，那汽油就顺着管子自动地流到了他的那个空瓶子里。
只要王跃杰的车回来，王爱民就要弄一瓶汽油，因为他有一只副业队长送给他的打火机，那是要用汽油的。
王爱民得意地讲道，这可是物理学上的原理呢，名叫“虹吸”现象。同村的杨伯老见小二的嘴角还挂着油星，就大笑着说：“不是红吸，怕是鳖吸吧！”
众人无不大笑。
王爱民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无知呀，可悲呀，文化大革命不弄彻底可真不行！”
王跃杰皱了皱眉头，就和司机来到王大牙的坟前，这里果然是好风水，三年时间，黄大牙的坟头上已是爬满了迎春花，而那些不知名的荒草更是掩过了人头。
有个风水先生曾发过话，王大牙家这个阴宅，是虎地，家里是要出将军的。
王跃杰虽然不是将军，但他早年也当过兵，现在已经是地委书记了。有人问王爱民，说这地委书记和将军哪个官大？王爱民说，地委书记和将军那一是般大。
点上火纸，却忘了买鞭炮，王跃杰就从腰里拔出盒子炮，对着天上嗵嗵嗵放了三枪。对了，在文革期间，领导们都佩有手枪。别说是地委书记了，就是县委书记、公社书记手里都有枪。
王跃杰嘴里还念念有词：“爹，我来看你老人家了，你出来使钱吧！”
话音未落，只听坟头忽隆一声，王跃杰一下子坐在地上，脸都白了，“爹爹，你别怕，是我，是我，我是小三呀。”
司机忙拉着王跃杰，压低了嗓子：“首长，别怕，那不是你爹，那是只兔子。”
那时候，穷光蛋杨伯老的生活很风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是他穷，二是他的叔叔杨老三还是一个贫农代表。
杨老三是村子里的贫农代表，他是个光棍汉，到老也没有说下媳妇。想当年，他以力气最大、干活最卖力而闻名乡里，作为村里的贫农代表和劳动模范，经常到县里去开会。后来年纪大了，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五保对象，享起了清福。
不过老人也闲不下来，经常背着一个粪篓，把捡到的猪马牛羊的粪便统统倒进集体的大粪坑里，他还常被附近的学校请去做报告，是好几所学样的校外辅导员。大概是台湾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吧，本来身体相当硬朗的杨老三竟也无疾而终了。村里人都很伤心，因为这老人可是一个大好人，积福行善了一辈子。
在整理杨老三的遗物时，竟在毛主席像后面的墙洞里发现了一个蓝本本，上面赫然盖着国民党县党部的大印。
王爱民给大家说，“这杨老三，原来叫杨汉光，是个国民党党员，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这怎么可能？大家面面相觑，都没了主意。原本隆重的葬礼一下子冷了下来，支书连忙派人到公社请示。公社书记又一直请示到县里，县委书记也不敢表态，最后还是地委书记王跃杰发下话来：“证件上交，此事不扩散、不宣传，至于杨老三，人已经死了，他又是个绝户头，也就不再批判，埋了吧。”
杨老三虽然埋了，但作为他侄子的杨伯老，从此在村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
随着时光的流失，赤脚医生王爱民在村里的地位倒是日渐提升。
那个时候，人们虽然吃不饱饭，但天天劳动，吃的也都是自己种的粮食和青菜，里面当然不会有现在的瘦肉精、丹红素、吊白块、尿素、避孕药之类，因此，人们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虽然，那时候的胖子不多。
因此，王爱民的工作并不累。
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理发，学会了写毛笔字，背下了全部的《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他很快成了村里的义务理发员、义务对联书写员、义务《毛主席语录》宣讲员。
大家对这个小伙子的热情很是欣赏，加上他还懂得虹吸现象，后来经贫农代表大会研究，一直推荐王爱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从此就穿上了鞋子，站到三尺讲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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