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前，她对天彪说：“彪子，姐得出去躲躲了。你也知道，姐自由惯了，姐可不想被他们关进监狱。”
吴天彪说：“姐，不走不行吗？”
曾丽丽说：“我的事有多大，我心里清楚。如果全坐实了，恐怕连命也保不住！”
吴天彪有些惊讶：“有这么严重？”
曾丽丽说：“最近这几年，经我的手挪用了大概有5个亿上下。其中有4个亿是用到了你的项目上。”
吴天彪说：“姐，咱们想办法凑钱还上吧。你出去躲，不是办法啊！”
曾丽丽说：“彪子，5个亿，拿什么还？我能不知道你手里有几个钱。不过，你放心，用到你项目上的钱，没有正规的手续，他们查不到你。”
吴天彪说：“姐，拿4个亿让你失去自由，价值太大了！”
曾丽丽说：“值，太值了！彪子啊，你以后要把事业做稳一些。在稳的前提下，再追求大。姐走以后，恐怕以后就很难再帮上你了。你要小心，在生活上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吴天彪哽咽了：“姐……”
曾丽丽拍了拍吴天彪的脸蛋说：“傻瓜，姐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些年来，姐有你陪着，姐这一生值了。”
真的要走了，两个人才发现屋里的现金并不多。找了找，只找到6万多块钱。很多富豪，如果按统计数字看，手里的钱多得惊人。其实，他们的现金并不多。因为，他们的钱都在自己的项目上。
吴天彪说：“姐，这些钱你先拿上。随后，你到外地办一张卡，我给你打钱！”
曾丽丽说：“我到了外面，先给你联系。以后我的手机是不能再用了，等我的手机换了，你也不能用手机给我联系。如果需要联系，你就有公用电话给我打。”
吴天彪说：“姐，我知道。你走以后，咋打算？”
曾丽丽说：“我还没有想好。估计，如果顺利的话，我会往国外跑。你也知道，咱们在瑞士银行存了3000多万，姐和你都有加拿大的投资移民签证。只要我能出境，我就会到加拿大去。”
吴天彪说：“姐，这边的事，我会全力活动，看能不能保你没事。如果活动不下来，将来我也到加拿大去。”
曾丽丽紧紧地抱了抱吴天彪，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当纪委的办案人员来找曾丽丽的时候，却发现单位和家里都找不到她的踪影。问吴天彪，吴天彪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了曾丽丽了，他也不知道曾丽丽现在去哪里了。真的，现在他真的不知道她到了哪里。
这天晚上，吴天彪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曾丽丽打来的，说她人已经到了香港。她还给吴天彪一个手机卡号和一个银行卡号。
吴天彪说：“姐，你要抓紧时间出去。这几天纪检会的人*的很急。听朋友讲，他们再找不到你，就会通过公安方面发布通缉令了。如果通缉令下来，想走就难了。”
曾丽丽说：“好的，我马上就走。这张银行卡是全球通用的，近斯你如果在资金上能周转的开的话，就往这里打上200万。”
吴天彪说：“姐，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
在中国，贪官和企业高管携款出逃的事件屡见不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近年由官方媒体曝光的**分子外逃或将资金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
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至于贪官的逃向，此间有专家分析，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国家。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美国，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十年。
而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一家两制”是媒体的形象称谓：一些人自己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配偶子女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早些转移，并为自己披上“救生衣”，见机行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
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
在贪官当中，像曾丽丽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根本排不上名次。不过她是商业银行的行长，因为平时是和钱打交道的，因此，她对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不亚于那些高官们。
出逃的最大官员当属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了。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
事后，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另外，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哗哗的票子。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从大学时代学电力专业，到担任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总，他用了40年的时间。
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熟悉。经人引荐，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
透过高严的目光，这位名叫杨珊的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知道又一个男人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在宴席上，杨珊频频端杯，暗送秋波，使出了浑身解数，53岁的老“帅”成为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马前卒”。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高严在云南包养了杨珊几年，确实鱼水情深。猛然调到了北京，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觉，朝思暮想、心迷神慌，根本无法做到气定神闲、坐班理事。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共享奢华。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2003年11月26日，前云南省委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而早在2002年7月，有关部门开始向秘书黄雨了解高严的问题。于是，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这些年，曾丽丽的心里并不平静。表面上她和吴天彪整天说说笑笑，打情骂俏，其实，她整天都是提心吊胆。但她实在是太爱吴天彪了，为了吴天彪，她愿意付出一切。包括铤而走险，钻国家法律的空子。
不知不觉，她已经私自吞下了5亿元的国家资金。她知道，在她的头上，就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随地就可能会要了她的命，她出事是肯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不同。
她没有想到，这个时间来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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