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站在台阶上，笑道：“稀客啊。”
宋教仁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我无事不登三宝殿。遇到大麻烦了，外交上的。”
“走，进去慢慢说。”李想笑道，拉着宋教仁进厅堂里。“大总统不是说，外交上的事物他亲自署理？关于外交，你来找我，我也帮不上忙。”
李想的眼珠子地溜溜的转着，孙中山和盛宣怀用汉冶萍抵押给日本借款的事情被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早他一步桶出来了？
宋教仁听他如此说，忙道：“这些日子，不知道大总统和克强在忙什么？这件事情，我是来听听你的意见。”
“说吧，我尽力。”
“英国汽船墨斯培利克号不服从中国方面的检疫规则，独自进行了检查就进入吴淞港，为此伍廷芳向英国驻上海公使提出了抗议。英国主张为保护在华英国人的生命财产要依据英国的法律实施所谓的治外法权。”
李想冷笑道：“中国即便是击沉了英国船也是正当的。”
宋教仁跌脚道：“这就是你的意见，对英国开战？”
李想是漫不经心一边抽烟，一边说道：“都民国了，还不废止治外法权，这这共和国与满廷又有什么区别？怕什么，我们团结一心，还怕干不过洋鬼子？！”
宋教仁听了心中暗暗叫苦，摇头道：“团结一心？现在南北割据，中国已经分裂，还有什么团结？”
李想冷笑道：“经过这次事件，咱们好好宣传一下，国民中要求废止治外法权的呼声高涨起来，民心不就团结起来了？我们对洋鬼子的退缩，只能助涨洋鬼子的气焰，打击民族的凝聚和信心，退让，永远不可能使民心团结起来的。”
话愈说愈拧，李想脸色又阴沉下来。说实在的，他要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民国政府却没有这个胆量支持他。他原来打腹稿仅仅就是先将税权进行修改交涉。他早就想向民国政府提出以恢复关税自主权为目的进行修改条约交涉的建议，他认为这一交涉应在法权的交涉之前。由于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中国关税收入较少，因此有必要保护关税，抑制输入以振兴本国的产业。谁知，就转到治外发权这一极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上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当下心里挺得意，至于后果倒也没多想。
宋教仁恨恨地道：“南京的《告友邦书》，是鉴于南京政府自身力量的弱小，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不得已承认了满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换得欧美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大总统在多次谈话中也表明了要进行条约改正的意向。如其中就提到满廷至今所缔结之条约之中，有诸多弊害，其利害得失在公议之上，必须改正。另，与外国交际，宜以万国公法从事的内容。这表明新政府早已意识到满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认为修约是必然之事，同时表明要基于国际公法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所以我们都主张当前暂停修改条约，将修改期限延长3年乃至5年，以待国力的增强。”
李想回过神来，弱国无外交。国力强大才是修约的前提和基础，要取得修约外交的胜利，必须把整顿内务作为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教育文化以及法律制度，为修约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
不过想起当前国际局势，李想笑笑，说道：“看过《东周列国志》吗？普鲁士崛起欧西，这让老牌的英法列强非常恐惧，中国正是积蓄国力等待崛起的时候。正是列强无力东顾的时候，我们更要修改不平等条约！”
宋教仁被说动了，神色庄重地说道：“或许可以像日本一样，先交涉税权问题。”
“不！”李想反对道：“南京政府必须把修改条约交涉作为其最主要的外交问题全力以赴，其方针是不能仅仅只是以恢复税权为重点，而要将法权和税权问题同时提出来，废除治外法权、收复税权，使中国逐渐拥有与欧美各大国同等的地位。”
李想首先谈的是关税问题：“改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防备严重的海关金钱流失。自小弟兴办新华集团之初，就已开始考察中国的关税状况。发现，中国海关输出浮于输入，每年高达千万。以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那几年，仅鴉片一项，每年流失就高达一千万。如果对如此巨大的金钱流失还不采取防范措施，日积月累，上下空虚，可以预见数十年后，后果不堪设想，比於割地输币，尤为不堪。”
李想可悲的发现，中国关税问题的症结在于关税主权问题和税率这些基本常识问题，偏偏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些基本常识很朦胧。就关税的主权问题而言，西方各国的关税完全自主，哪有被别人指手画脚的道理。
“海关税则轻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国，俾令遵行而已。未有与他国协议而后定者。”李想道：“欧西各国以商为重，全国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惧金钱之流出于外。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于是且减轻出口之税，使之本轻而得利。人国之产勿入于我国，于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绝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种之，效法而制之，且重征进口之税，使物价翔贵，他人无所牟利。故收税之权必由自主，得以时其盈虚而增减，之所以富国。而中国的收税之权则毫无自主，必与西人议而后能行而就海关税则的标准而言，东西方相差也非常悬殊，西方各国的进口税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达五十、七十的。而中国的进口税只有值百抽五而已，此为天下至轻之税。然而，外国商人还不满足，又想内地通行一概免厘，议纳子口半税，又欲议减税，议减厘，贪得之心，有加无已。”
这正是李想所以议加税悉由自主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关税制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于关税不能自主，中国的海关金钱严重流失。金钱流失已经使清末民初的中国上下穷困，举国嚣然，弊端已见。日积月累，后果将不堪设想。满清的外交问题中创痛最为深重的莫过于“输币”和“割地”两大事，而当时中国海关的金钱流失之危害，远远大于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钱流出之数，比之岁币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犹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银流出，则如精血日吸日尽，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药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尚无利我土地之心，只有日取吾财，故金钱流失问题，无形隐患，关系甚大。”
自条约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在关税问题上，国人一般只关注关税收入的多少，对于海关的输出与输入的状况并不留意。对于这种只问税之兴衰，不问输出入之何若的现状，作为一个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万千。他指出：“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則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国，今日之辛亥革命，还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国危局面的根源在于税则由他人商定。如果税则自主，重课进口货，金钱输出不多，就不至于有这种窘境。他再一次强调：““税则自定之”一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
在李想看来，税则自主是前提，加税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关金钱流失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而把关税问题从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
“与关税问题同样重要且具有危害性的另一个条款是治外法权，其为天下极不均平之政。管外国流寓之人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具有明显的侵权性，在西方被称作治外法权。”为此，李想解释说：“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权。治外法权在条约中虽然体现出持平原则，但事实上并不公平，因为刑法有彼轻此重之分，禁令有彼无此有之异，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治外法权的侵权性还波及本国人的管理。某些不法国人依仗外国势力冒禁贪利，但由于条约中有商民归领事管辖的条文，西方领事进而把租界当作共治之地。本国人互讼的案件，领事亦出坐堂皇参议。政府一有禁令，租界便成为逋逃主萃渊薮。这已是法外用法，权外纵权，我条约之所未闻，彼外部之所未悉。”
宋教仁不禁怔了，皱眉道：“中国与西方各国缔结的条约皆威迫势劫而后成议，其取我财贿，伤我利权，是时候该修约了。但是放在汉口能成的事情，放在全国未必准。主持改约交涉的事情还是分步走的好，第一步，中心问题还是修改条约草案，然后南京政府将修改条约草案送达驻华各国公使。”
宋教仁赞成改约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外交上其利弊而不甘心受侮，二是海关金钱流失的严重局面。
李想正色道：“这才像话。你说说看这个草案怎么拟。”
这是宋教仁的专业，李想当然要问他。
宋教仁干笑一声道：“新的条约草案出台之后，外交部致信各国驻华公使，附寄修改条约草案，希望各国公使将草案分别转送本国政府，并望各国政府派遣全权代表尽快进行谈判，在草案的基础上早日缔结新的条约，但不包括日本和俄国驻华公使。”
李想点点头，修约直接会影响日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改约，与西方各国咨商，但对临近的日俄绝不关照，这是正确的做法。兵法上说，就是远交近攻。
宋教仁继续说道：“新拟约稿其议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税则各事，其稿必须极详细，亦极公平，大略系西洋各国通行之章程。若各国通商均照此行，固无损也。”又说，“送给驻华各国公使的修改条约草案，包括修好条约及附录照会草案，和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及附录，附录包括输入税目、输入税率草案、吨税规则、横滨港则等。其要点大致区分为财务和审判两大部分，即税权和法权两大问题。具体着眼于先恢复部分法权与税权。就法权而言，使港则、枪猎规则、检疫规则等行政规则适用于外国人，整顿法律和审判组织使其归中国所有。就税权而言，废除协定税率，限定数十种重要输入商品，协定其关税率。”
李想听得很留神，对宋教仁的分步计划，他原来是有些多心的，此时不禁点头称善：“介绍虽然不是非常具体，但反映了改约草案的精神，这个草案无疑可以奠定中国改约交涉的基本方针。”
“只是改约交涉的对象是欧美各国，试图修改的是欧美各国以武力为后盾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制度。”宋教仁冷然说道。
李想对改约的前景一直持乐观的态度，他笑道：“有全国上下合力一心，加上依照西方惯例不会因为税务问题而引发战争，更何况还是这个非常时期，各国最终碍难尽拒，不能不分别酌改。”
这是他在收复汉口租界的经验之谈。不平等条约条款中危害巨大且具有隐蔽性的，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条款。李想又感叹道：“我亚洲各国，以前均未悉此种情形，故受损实多。”
宋教仁没有立即回答，只半闭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良久方叹道：“早该想到的，或许真是如此！”
宋教仁此时神采奕奕，因为内阁之争倍受打击的心又活跃起来，像是重新找到奋斗的目标。
31废约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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