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以后，愈演愈烈的谶纬迷信导致了儒学的神秘化和宗教化，……，于是孔子成了受天命垂式法的万世教主，四书五经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儒学被解释成通天地鬼神的圣人为汉朝预作的制度。（《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第75页，李宪堂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所以，先秦儒家主要是指先秦诸子中的一个学术派别，其思想萌芽于周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其主要经典作品是《四书五经》。（《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第49页，唐贤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些作者在研究先秦和汉代思想时，都想当然地将“四书”与“五经”并称，但都忽视了“四书”与“五经”形成于不同时代的事实。
首先来看“五经”。所谓“五经”，本来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孔子特别注重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他将古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分别进行改编和整理，编成“六经”（严格地说，这个时候还不能叫“六经”，因为“经”是相对“传”而言的，而传的出现则更晚，故称作“六艺”更准确）。孔子编订六经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后儒家纷纷以六经为经典教材，世代相授。但由于《乐》没有保存下来，故到汉武帝的时候只设立了五经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自此，五经升格成为官学。当然，这一时期还有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经学与谶纬神学的问题，但“五经”的称呼最早应该是汉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其次看“四书”。四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的《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在西汉中期因张禹的传授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而《孟子》一书虽在汉代有赵岐作注，但一直被视为子书，未被列入经。到唐代，佛老盛行，韩愈叹道统失传而推崇孟子。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于省。……。《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新唐书?选举志上》）可见，《孟子》一书到唐代已经开始向“经”转型。北宋时，二程推崇《孟子》，但李觏等贬低孟子，关于孟子能否配祀孔庙在神宗时曾有过争议，“诏封孟轲邹国公。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官言：‘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宋史?礼志八?吉礼八?文宣王庙》)“辛酉，诏颜子、孟子配享孔子庙庭。”（《宋史?哲宗一》）这场争议后，孟子也得以祀孔庙，《孟子》也在宋儒的推崇下最终列入经。
而《大学》、《中庸》两书在汉代根本没有单独成篇，只是作为《小戴礼记》的两篇而已。唐代的韩愈推崇《大学》，故将之独立出来，韩愈的学生李翱推崇《中庸》，把《中庸》独立出来，此后一直到北宋，“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道学传一?序》）由此可见，二程特别注重《大学》和《中庸》，将之与《论语》、《孟子》并行，这就是“四书“的雏形。南宋时，朱熹则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推崇《大学》、《中庸》，继续将之与《论语》、《孟子》并列，并对四书分别作注。他对《大学》的经传进行了区分并重新编排了章节，认为《大学》中解释格物致知一章的内容亡佚了，故“间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至于《中庸》，他认为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尧舜相传的十六字诀为传道心法，乃《中庸》主旨所在。朱熹花了大量心血为四书作注，也正是从朱熹始，“四书”作为一个特定指称开始传播，并得到官方认可，“己巳，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宋史?理宗一》）
通过以上简要的溯源，不难看出，虽然四书五经中的具体内容形成很早，但作为一个特定称谓的“五经”形成于汉武帝时，而“四书”则形成于宋代，前后相距一千多年。宋代以后直到今天，四书五经常常并称，但对四书五经的具体形成先后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应该成为治中国学术的一个起码常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术著作中出现在秦汉即并称“四书五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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