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后的第一个担心，就是能不能把所有农活干下来，下地干活能不能跟得上。刚到村里的时候还是东北的早春，农活并不算忙。记得第一次出工干活是和几个男劳力去挖一个蓄水池。至今我还能体会当年用一种窄而长的“筒锹”干活的快感。我很快就学着不用脚踩，而是直接把磨得亮而且快的锹用力插入不软不硬不湿不干的土里，切下一锹整齐的湿土，高高甩出坑外。锹上一星土不粘，甩出的土一粒不散，沿着一条优美的抛物线飞出，再扎扎实实地落下，“掷地有声”。我一锹一锹地挖，坑就一层一层地变深。一个一起干活的叫王冶的农民看我干得有些章法，说，“咱们选小王当先进吧！”王冶是他家老大，因为家里成分有点高（了不起是中农），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亲。他非常能干，对我挺好，以后在地里干活时常帮我一把。他还有一个弟弟王凝和一个妹妹王冷。（他父亲好象有点文化，给兄妹三个起的名字都是俩点水。）
春天地里主要的活是刨楂子，前一年玉米收割之后的根部留在地里过了一冬，到春天才刨出来，是很好的烧柴。刨楂子用的是一种“镖锹”，一把小锹绑在另一长把上，之间成七，八十度角，很好用，一锹就能刨下一个楂子。还有一种活是刨粪堆，往地里送粪。所谓粪堆实际上是一大堆冻土（据说有炕土，不知到底有什么效力），需要用几十斤的大镐刨成大块，装在牛车上送到地里。我抡过大镐，也跟车送过粪。一次我跟牛车送粪，因春天风沙大，我和牛车老板〔赶车的〕中午在集体户剃光了头发。下午出工时人们看见我们两个光头，说一定是牛车“毛”了（惊了），把两个卵子蹭得精光。后来我们集体户的八个男生都剃了光头，也就再没人笑了。
即使在横岗子屯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村庄，仍躲不过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刚来的时候农活还不太忙，每隔几天“政治队长”梁林就要召集全村劳力晚上到生产队部政治学习，念报纸。几十个汉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一盏昏暗的油灯把巨大的人影投射在墙上，鬼影崇崇。几乎每个人都在抽自制的卷烟。空气中充满令人窒息的劣质烟味。如果哪天发表了“最新指示”，为了“宣传不过夜”，政治队长就要在晚上下工后把人召集起来说，“咱们还得去遛一圈啊！”于是他就找人带上灯笼，领着一支稀稀拉拉的队伍到村外田间小路上走上半个小时，还得时不时喊两句“拥护”，“万岁”之类的口号。但这声音却立刻就被寂静的旷野吞没。灯笼的光亮象黑夜里幽暗的鬼火，队伍中的人象一群荒野里的游魂。二十世纪的畸形政治宣传在这边远的乡村还原成了中世纪的神秘宗教游行。
中国的书生或知识分子的名声历来是“文弱”，具体的证明就是“肩不能挑”。能不能挑担子是对我们这些准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考验。春天种玉米需要浇水，生产队大部分劳力都要从村里跳水到几里路外的玉米地里。开始挑上两大桶水，觉得扁担在肩上压得骨头疼，走起来也是东扭西歪。特别是最后到地里的时候，水撒了一半，人却快要坚持不住了，腰压得很弯，脖子抻的老长，脸上的表情是十足的“呲牙咧嘴瞪眼睛”，很不经看。好在我们渐渐就适应了。种完玉米，我们的肩也就“压出来了”。不仅不再感觉肩疼，还找到了挑担走路的韵律，走起来滴水不撒，轻松自如。后来修水利，连续十多天挑土上坝，右肩压得太利害，就又学会了用左肩挑，也可以连续几天不换肩。多年后我在美国一次体检，医生奇怪的发现我的颈骨增生变形，只有我心里明白是怎么造成的。
干农活（夏）
春天的各种杂活主要靠体力，没太多技巧，干活时间也不算长，我们知青基本没问题。一个多月农活干下来，我有些放心了。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接连两个月的铲地就开始了。六月一到，生产队开始每天清晨三点半集体开饭（小米饭，豆芽汤），四点刚过，就听见生产队长梁斌拖的极长的一声吆喝“走了……！”，全队男女老少六十多个劳力，就抗着锄头跟他下地。到地头天才蒙蒙亮，勉强能看清地里的苗，大家便一字排开，从“打头的”生产队长开始，一人一垄，开始了漫长的一天。七八个小时后，吃过送到地里的中饭，接着再干到晚上将近八点，直到天色暗得看不清地里的苗了，才能回村。晚饭后精疲力尽躺在炕上，一闭上眼睛，就似乎又看见满地的草和苗……。没睡几个钟头，又得起床，支撑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疲乏的身体，开始又一个漫长的白天。这两头不见太阳日子，这东北的六月天，实在是难熬啊。
铲地不象春天干过的杂活，不仅靠体力，更靠技巧。首先要分清草和苗。铲大豆时，细长的杂草在大豆叶中很容易分辩，但用长把的锄头把混在大豆里的杂草连根铲掉却又不伤大豆苗，却很不容易。我羡慕王冶那样的技术。他的锄头比别人的小，磨得又快又亮，光可照人。只见他直着腰，锄头在豆苗里很轻巧地左右挥舞几次，就把所有的草都铲掉了。但我挥舞锄头却总铲不掉草，又怕伤了豆苗，最后只得弯腰用手把草拔掉。他的磨亮的锄头的另一个好处是不粘泥，而我的锄头在土质发粘的地里很快就粘满泥，变成个榔头。我技术工具都不如人，干得又慢又累，常被落在后面。铲大豆难，开高粱苗就更难，这是我最怕的活。干这活用小扒锄，蹲在地上，即锄草，又间苗。高粱苗和稗草苗十分相似，唯一区别是稗草的根发紫红色，这可把我这个红绿色盲难坏了。我得趴在地上仔细分辨好久才勉强有七分把握铲什么留什么。另一个困难是我们城里来的知青不会蹲。不久就累得蹲不住了，只能两腿交替跪着在地上爬，狼狈不堪。
刚进村就听说生产队长梁斌干活“杀楞”。几天后这我们见到他时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他是个中年汉子，五短身材，但出奇的健壮，脸上的几道皱纹象刀刻的一样。但我们第一次真正领教他这个庄稼把式的利害，却是从铲地季节开始。下地干活他是“打头的”，总是干第一条垄。不论什么活，他都干得很快，经常把队里的弱劳力落出很远。有时碰上他不高兴，他会故意加快速度，把几十个劳力落的满地都是，有人往东，有人向西。有时他一干到地头就宣布休息，等到落后的人好不容易也干到地头，刚想躺在地上歇一会儿，直一直腰，他却说一声“干了！”，又起身干起来。有时王冶或其他好心的人见我落的太远，干到地头后又帮着干我这垄，让我早点到头也能休息一会。还有几次排垄的时候，王冶主动排在我旁边，如果我落的太远，他就在前面把两条垄一起干了，把我接上来。有时遇到地里杂草少，或碰到一块什么也不长地盐碱地，我就想尽量往前多干些，以免落后。王冶就小声对我说，小心别把打头的拱毛了。我这才知道这里干活的忌讳和微妙心理。如果打头的看见有人干在他前面，就会觉得这人想显本事，干得比他还快。打头的自然不服气，一定要加快速度超过这个人，结果害的全队的人都得跟着受累。我发现王冶总是在打头的后面十几米的地方不远不近的跟着，还时不时拄着锄头歇一会儿，显得轻松自在。
铲地的时候，不仅有生产队长“打头的”在前面“拽”，还有政治队长梁林在后面监工。他经常倒背着手拿一把锄头，却从不干活，只是在人们干过的地里一垄一垄的查看。如果他发现草没铲净，就大吼一声，“这活咋干的！回来！”不管叫的是谁，听到这一声喊，都只好回去返工。我因为分不清高粱苗和草，也被他叫过两次。
两个月的铲地一时熬不出头，就只有盼下雨。有时在地里碰上一场雷阵雨，只等队长一声“回家”，全队人就都往村里跑。但经常是刚回家换下湿衣服，想抱起一本书享受半个下午，就雨过天晴了。这时大家都提心吊胆，生怕再听见生产队长一声喊，还要再出工。也有时因为雨大，地里太湿，没法再下地了，我们就能偷闲半天。还记得一次铲完一块地，天色将晚，队长不想再到较远的另一块地去了，发了善心决定收工，让全队劳力到离村一里多路的一个水泡子洗澡。这个水泡子直径有四五十米，水质清凉。而且深不见底，即使在大旱年水位也不下降。本地人说它从地下连着松花江。四月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在这下水游过泳。男劳力们放慢脚步，让女劳力们先洗。一会儿一个派去探风的半大男孩跑回来说女劳力都洗完了，男劳力们便蜂拥而上，脱的精赤条条跳进水里。会水的游两下狗刨，不会水的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洗涮。一个叫凤来的开玩笑说这泡子的水自带碱性，洗澡洗衣都不用肥皂。
干农活（秋）
熬过两个月的铲地，地里的各种庄稼长大了，人却掉了好几斤分量，但我们的日子也就开始好过点了。八月初“挂锄”，开始割麦子。这活虽然强度大，但干活时间比铲地短。春小麦产量不高，种的不多，几天就割完了。在秋天收割大庄稼（高粱，玉米，大豆）之前还有一些零活，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去甸子上打草。生产队每年派人集体割烧柴草，一车一车分给各家各户。一连几天，我们二十几个男劳力每人带一把凵刀（一人多高的长把大镰刀）和一小块磨刀石，坐上马车到坝外的草甸子上去。打草的时候把凵刀的长把夹在腋下两手握住，借着腰的扭动，把凵刀贴地面抡成一个大弧型，一遍半人高的茅草就随刀倒下，整齐地堆在一边。二十几个人并排推进，一会就开辟出一条几十米宽的空地，象一条宽阔的公路在大草甸子上慢慢延伸。（记得以前在苏联电影里见过那里的农民干这种活。）草甸子上还到处长着“塔头”（一丛长的极密实的草），只能用很快的镰刀才能把塔头一个个割下来。这种塔头切成薄片后是很好的烧柴。打草的一个传统是生产队送的午饭，用当年的新麦做的一斤一个的特大馒头，“可劲儿造”随便吃。我只能吃一个，而生产队里有不少人能吃两三个。夏末秋初的大草甸子非常美丽。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草原，头上是更广阔的白云蓝天，空气中飘着草的清香，在畅快的劳动之后这纯朴的自然景色让人陶醉。最享受的是在回村的路上。躺在满载干草的又高又软的马车上，随着马车起伏摇晃，我可以仰望天穹，浮想连翩，尽情体验无际的宇宙和同样无际的想象。我想到小说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得列公爵在战场上受伤后躺在原野上仰望蓝天时的暇想，也想到大自然的无穷奥秘。当时上有所好，喜欢与人谈哲学，有一篇与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对话曾广为流传。有一天就是在这摇晃的马车上，我忽发奇想，如果物质真是无限可分的，物质不也可以是无限可聚的吗？也许我们观察到的众多星系只是另一个物质层次的基本粒子，也许我们所知道宇宙正在被比我们高几个层次的世界中的科学家作为微观世界来观察。我为自己的这种奇想激动不已，觉得该把这一天记住，将来我把这个理论发表，就能准确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它第一次形成的了。可惜我早就把这个值得记念的日子忘记了，只知道这是六九或七零年初秋的某一天，在松花江边的大草甸子上想到的。我在这里立此存照，弄不好这个王氏理论将来被广泛接受，也未可知。
秋收大忙之前，难得有几天闲，我们穿过大草甸，到松花江边去玩。松花江从东南流过来，在扶余西面与从北流来的嫩江汇合又向东北方流去。横岗子屯就在这两道松花江之间。从村子向南可以看到十几里外一道延绵百里的峭壁，本地人叫“坎儿”。这道有几十米高差的坎儿就是历史上的松花江岸。坎上的村庄历史悠久，坎下的村庄农田却都是近百年来在松花江逐渐向北迁移后不断开发出来的。横岗子是这开发的最前沿，往北除一个小村子外，就再没人烟了。从这里向北走八里路穿过一片大草甸，就到了北面的松花江。看到在灿烂阳光下无际的草原，江边的白沙碧水，让我们这些刚离开大城市的人感到大自然宏大的美。我们在江里游泳，在江心岛上的沙滩上晒太阳。把眼前艰苦的生活和对前途的忧虑都忘掉了。生活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让人在艰辛中看到一些光明。
干农活（冬）
秋天割地又是一个大忙季节。但这活比铲地好干，只要镰刀磨得快。割黄豆必须带手套，不然豆荚太扎手。割高粱的技巧是把尽量多的割下来的长长的高粱杆用胳膊抱紧，不让它们四散倒下来。不然你就会手忙脚乱半天才能把它们重新整理好。割地虽然强度大，但干起来很痛快，而且因为天短了，每天干活的时间比起铲地来短多了。把十几天割地干下来，这一年地里的活就算差不多了。但那年头时兴变冬闲为冬忙，兴修水利。在两三个月的“猫冬”之前，生产队还得出人到坝外挖水渠，说是要引松花江水灌溉水田，“诱人的远景”是将来可以吃上大米饭。实际上这活是象征性的，没人相信这水渠真的能有什么作用，出几个劳力应付上面而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自然少不了我们几个男知青。
东北的冬天地冻三尺，只靠铁锹大搞之类是不行的。我们第一天挖开冻土后，用的是一种犁刀，几个人在前面拉，后面一个人把方向，在地上切出横平竖直一米见方的格子。第二天再来，地上的就已经冻了近半尺深。我们用橇杠把前一天切过的冻土象大石板一样一块一块橇起来，两个人抬起一块放在另一个人背上，背到水渠两岸。干这种活苦得让人生出凄凉的美感。拉犁刀时绳子在背上勒的生疼，让我想起列宾画里伏尔加河的扦夫。背冻土的时候就更惨，背上系一块破麻袋片，背上一块一百多斤的冻土，系麻袋的绳子勒得脖子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在刺骨的寒风中两腿打颤艰难地爬上高坡，十足象一个电影里的奴隶。但即使干这种活我也觉得强似铲地，虽强度大但时间短，虽苦却又有一种悲剧美，是肉体和精神上自虐性的双重享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