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5日早晨，上海吴淞口租界码头，细雨如织，雾气弥漫，然而码头拥挤的人群之中，却弥漫着一片欢庆之意。沪军都督府府早就广发文告，通知各界民众，前来欢迎即将抵达上海的孙中山先生。
此时上海滩上，已经哄传，孙先生携带着巨款和大批军械，即将抵沪组织中央政府，**离全国胜利的日子，也许不远了。
欢迎的人群前列，站着的党的头面人物和光复各省军政府派过来的代表，来自湖北的黎元洪、孙武、胡瑛等人，赫然在列。
**联军总司令、不久前刚刚拒绝了大元帅一职的黄兴，也与从武昌顺流而下的宋教仁、居正等人一道，于前日抵达了上海。
此时，黄兴身边，除了宋教仁、居正、黎元洪、孙武、胡瑛、陈其美、伍廷芳、汪兆铭、王宠惠等人之外，还有专门赶来迎接孙文的苏督程德全，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兼民政部长张謇，以及浙督汤寿潜等人。
时在上海、与孙文不睦的章炳麟、陶成章二人，也联袂而来，与同属光复会的李燮和等人一起，好整以暇地等着孙文的出现。
陶成章本不愿意来，最后还是在老大哥章炳麟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过来，望着码头上欢欣鼓舞的各界民众，他的脸色十分不愉。
自从1907年《民报》风潮发生以来，这四年来他与孙文，因为政策的分歧和意气之争，差不多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皮。
陶成章是素重笃行之人，他少年时即以排满反清为已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活动。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志士，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
1904年10月，他与蔡元培、龚宝铨等人，一道在上海创立矢志“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他被众人举为副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
1907年1月4日，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兼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主编章炳麟）。当年6月，因《民报》经费问题，他与孙文发生误会，认为对方滥用捐款，一气之下，他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文的照片拿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并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
同年6月17日，因为购买枪械问题，他与孙文发生了更大的分歧。当时，孙中山准备再次在广东起事，委托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从日本订购2000支村田式快抢，这种枪在当时的日本已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武器。这件事被他和章炳麟知道之后，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这种枪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孙某实在不是个道理，我们必须破坏他”
他们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但是孙文认为经费有限，购这种“价廉”的枪式比购好枪划算，因为械多则能够尽可能的张大**党的声势。
这本来也算正常的**策略分歧，但是陶成章他们认为，孙文过于武断，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动“倒孙”风潮，准备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代之。这次风潮因黄兴反对渐渐平息。
翌年，陶成章到南洋华侨（孙文募款的主要来源之一）中筹款，这一举动令孙文十分反感。他写信劝阻陶成章无效后，遂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清廷侦探，甚至他的一些亲信还打算派人暗杀陶成章，好在有在南洋势力深厚的李燮和鼎力保护，陶成章始得幸免。
不过，孙文及其同党的阻扰，使得陶成章此行完全失败，所得款项不到三千元，缺少了款项，策划中的国也就无法发动。
这一件事情彻底激怒了陶成章及原属光复会的同志，1909年9月，陶成章等七省同盟会员意见又称《南洋**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传单开门见山即指称：
“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
接着又列举孙中山所谓“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大“罪状”，共十四件事实。文末提出应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这一件事情在海外**党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孙文在同盟会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当年10月、11月，孙文连续致函同盟会的其他元老吴稚晖等人，极力剖析，以证自己清白。
公平地说，陶成章等人对孙文的许多指控，虽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但因为掺杂了过多的意气之争，不免过分夸张，与事实完全不符。即如孙文自辩称：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攫利’云胡哉？”
并称：“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运动之用。……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
是故，风潮发生之后，站于中立地位的吴稚晖等人，极力为孙文辩护。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旋踵又发生了章炳麟攻击孙中山的《伪民报检举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