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实诚如此，则这样的封号的确过低了：福爵是太平天国後期所设义、安、福、燕、豫、侯6爵的第三等，并非高位，更何况此时地位远在张乐行之下、连5大旗主都不是的张龙已被封为锺天福，和鼎天福平级；而张乐行派驻天京的联络代表韩老万兄弟，也被封为伦天燕、鼐天燕，比天福仅仅低一级。这样安排职务，显然不妥当。
但问题是，张乐行在此时，真的是鼎天福吗？
首先，张乐行的征北主将职务，有很多史料可以证实，而且破江南大营时，吴定彩已封平西主将，根据太平天国的惯例，靖东、平西、定南、征北的名号，应该是同时授予的。
那麽便出现了一个疑问，根据时人的说法，“主将义加衔”（俞功懋《探穴纪略》），即主将应该授予义爵，而事实上，当时的主将乃至低於主将的大佐将、正副总提，如侯贤提、陈仕荣、陈炳文、黄章桂等都封了义爵，於情於理，同为主将的张乐行的爵位不应该是低於义爵两级的福爵。
再看张珊先生提出的证据，系1861年五月袁甲三奏，奏中称看见张乐行的黄旗上书有鼎天福的爵位。
按1861年即太平天国辛酉11年，此时太平天国政纲紊乱，爵职已开始泛滥，主将六爵封得到处都是，成千上万，鼎天福已是微不足道的芝麻官了。当时派驻皖北的太平天国联络员余安定尚封琳天安，比福爵高一级，以高官联络低官，不免滑稽。
事实上，按照太平天国的习惯，六爵一级的官员，印章上全刻名衔，如“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开朝王宗绫天安周文嘉”之类，而旗帜上则开列官职、姓氏，不列名，如“真天命太平天国定南主将擎天义黄”等，则袁甲三所见黄旗，只能是“鼎天福张”，而绝非“鼎天福张乐行”。
按捻军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宗族武装，除了义门刘狗一枝外，其他各路大小捻军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组织力量，“父兄死而子弟代”，张乐行的黄旗根据地雉河集一带号称“18门张”，张姓首领多得数不胜数，著名的就有张敏行、张珊、张佃江、张洛江、张宗禹、张宗道、张琢等多人，他们作为张乐行的部下和捻军的重要将领，完全可能像韩氏兄弟一样获得“鼎天福”的职衔。
更有力的证据是，根据署称“正月十四日”，应是1861年发出的幼主诏旨《封孙魁星职诏》，孙魁星即捻军白旗头孙葵心被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征北正总提旌天安”，征北正总提是征北主将即张乐行的助手，位在征北大佐将之下，征北副总提之上，这样一位从官职看很明确为征北主将张乐行助手的将领，其封爵“安”却比他的顶头上司高一级，断无此理。
如此可以基本断定，张乐行在获封征北主将的时候，其爵位应该是义爵，而绝非福爵。
在1859年底，征北主将的职务，在官职上是相当崇高的。当时天将尚未设立，王不过数人，主将有记载的，不过五军四方9人而已。
这9个人除了中军主将不可考外，张乐行外的其余7人是：前军主将吴如孝，後军主将陈坤书、左军主将黄呈忠，右军主将刘官芳，靖东主将刘伧琳，平西主将吴定彩，定南主将黄文金，其中吴如孝早在前期就是独守镇江的钦差大臣；陈坤书是李秀成部第一个封王的将领；黄文金早在金田起义时便是博白上帝会领袖；刘官芳是广西天地会首领，起兵犹在太平天国之前；刘伧琳是曾国藩最畏惧的敌人，被戏称“伧翁”；吴定彩、黄呈忠，也都是金田勋旧，张乐行的官职和这些名将旧臣相等，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或者换言之，仅从官职而言，太平天国并没有待他不好。
但这并不说明张乐行临终所言“他们待人不好”，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太平军方面对於“听封而不听调用”的捻军是歧视、排斥和不信任的。其理由，一是单纯从太平军方面看，这些捻军人马指挥不动，派不上大用场，反倒纪律松弛，经常误事，二是晚年洪秀全迷信宗教，不能自拔，且被杨、韦、石弄怕，重用洪氏家族，猜忌外姓，勋旧如黄文金，重臣如李秀成，尚且不能得到信任，何况後来的“自投”
者张乐行呢？当然，这种歧视和排挤，并不一定必须体现在官职上，而更多体现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
明朝和日本世兵战斗力差异成因考明代的主要兵制，是以卫所兵为主的世兵，同时代的日本，也采用以世兵为主的兵制，但历史表明，两种世兵的战斗力却有一定的差异：壬辰之战明军虽在战略上获胜，在具体的战役上却并无多少光彩可言，而东南沿海的抗倭战斗，明朝卫所军面对数量无多的倭寇，屡战屡败，最後还是依靠戚继光的募兵获得了最後的胜利。
同是世兵，战斗力差异如此巨大，原因何在？
装备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时日军的装备的确很有特色，火器方面，日本鸟枪枪管长，下有木床，有准星照门和防尘盖，重仅5斤多，准确、易携带，比当时明军装备的无瞄准装置的笨重火铳优越很多；在冷兵器方面，日本刀的威力也曾令明人侧目。
但日本人在兵器上的劣势也不少。
由於日本仿造的火炮以荷兰式重炮为主，野战中较少用炮，而明军则自1523年（嘉靖2年）起就在南京根据葡萄牙人的轻炮仿制大样佛朗机，後又改制成更便於携带的中样、小样佛朗机，大量装备部队，在野战的炮火威力上，明军占有重大优势；而冷兵器方面，日本刀固然出色，但日本人的长兵和马队却并不比明军优异，日本各式长枪杆长，刃长而薄，形制近於中国南北朝时的长！，在使用的便利上不如明军的常规长兵：白木杆枪和长柄刀，至於骑兵，日本马品种的先天不足，和日本人非常奇怪地没有把日本刀用於骑战，使得日本骑兵无法构成对明军骑兵的装备优势。
装备上各有千秋，那麽问题只能出在兵制本身。
明代的世兵制主要采用卫所制，卫所兵的特点是，寓兵於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员的重要指责之一，按当时的规定，边地卫所，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则是2：8，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明代的世兵另一大特点是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即永远为军户，轮流出丁，至期返卫，军户绝则勾其贴户，永不和民人混杂。这样的长处在於兵源有保证，士兵的生活比较稳定，战争和生产两不耽误，但不断的逃亡和余丁补缺，各级将领的腐败、吃空额和俑使士兵为农，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
更深层的原因是军户地位的低下。
明代重文轻武，科举入朝成为各个阶层最为羡慕的坦途，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明确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其社会地位显得低下，加上明代对罪人的处罚中又有“拿来做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
明代又是个商业发达的社会，生活豪奢的商人虽不入士流，却也能得到世俗的另眼看待，而军户却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不得经商为业，这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更加低下，对於正常的训练、操典和征战，都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
而此时的日本正逐步推行著“兵农分离”的政策。
原先日本各家武力的主力就是世袭化、专业化的“家臣团”，但平时务农、战时应征的农民仍然在数量上占据“足轻”的主要成分。随著火器等更专业、更复杂兵器的推广，以及战争的持久化、规模化，各大名纷纷把各自的武力专业化，建立常备军，同时限制农民的武装化，以确保粮源的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早在1588年丰臣“刀狩令”颁布前，各地大名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采取上述措施，如织田家的黑红母衣等，至丰臣氏令出，遂为定制，农民的各种武器被收缴并销毁铸成佛器，并被限制在土地上务农，而武家则专事武事，不得擅自离营，经营农商，这样的措施确保了日本各大名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
更重要的是，被约束在行伍中的武士对於这种约束是欢迎和乐於接受的。
日本和明代不同之处在於公卿的家族化和封闭性，寻常武士和国人无法通过任何渠道进入朝廷为官，而且相对於公卿阶层的腐朽和无力，武家在日本社会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并拥有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实惠，成千上万的日本普通人如未发迹前的秀吉一般，把有朝一日成为武士当作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这样的社会现实，为武士阶层的稳定和其士气、战斗力和欲望的维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十六世纪初，日本的“兵农分离”尚未普遍，但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实际上是少数日本浪人和破产武士与中国沿海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的组合，非职业兵的“足轻”比例很小，其成员之剽悍善战，可想而知；而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已经是“兵农分离”後专业化了的武装力量，战斗力和训练水准有了明显的进步。
更致命的是，同为世兵，日本方面在使用中很少打破大名、家臣们原有的各级建制，平时编制即是战时编制；而明代的成制，是临战时由朝廷临时命将授印，称“挂印将军”，并配备助手，组成战时领导机关，然後从各处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归属、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拨给各级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方面的很多不便。再加之明代喜用文臣为帅，太监监军，战斗力就更虚弱了。
因此戚继光才极力主张募兵，即组建兵为将有的纯志愿军队，并在东南抗倭和北边抗击鞑靼的战争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可惜他的成果并没能制度化、普遍化，其所建勇营，也在其下野後很快被编入军户。
勇营真正成为国家经制军队，已是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末，而此时的日军，已开始按“2－2”方块制组建近代化军队和西式的参谋、後勤机关了，我们又大大落後了一步。
太平军定都天京後陆军共有几个军？
太平军初期有前後左右中5军，至茶地编为10军，即前一至中十，在武昌扩编为前一至中五共二十五个军，定都天京後，编为前一至中十九共95个军，史有明证，照理说，太平军在定都後有陆军95军应该是不容争议的史实。
但当时的敌方权威情报资料《贼情汇纂》就说“伪西、南2王歼後，所辖38军散归各军，不复更置”，後来的史学家常常沿袭此说，认为西王和南王名下38军不复存在或“只存虚数”。
事实果真如此吗？
论证一个论点的正确与否，最好看当时的第一手资料的记载。
西王为前军主将，南王为後军主将，要论证他们的38军是否解散，只需看一下在癸好3年（1853年）後，前军和後军有没有活动的记录就可以了。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前後两路军活动的史料是很多的：甲寅4年，後二军军帅刘伧得有请领大钱上总制的敬禀；兵册中，有前13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吉添顺统下兵册，其中记叙兵士参军日期，多在癸好3年；甲寅4年，陈玉成以殿右30检点守武昌，部下有後13军；北伐军据《张维城供》，有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後一、後三等番号，一共9军，前後两军中就占了6个，而且特别指出“前一前二两军人最多，胆亦最大，约10000余人”，可见还是主力。
以上资料充分说明，前後两路军被散置各军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东王治政时期，军队统归东王调遣，各王部下并不固定，如罗大纲就曾隶属过各王指挥，韦俊是韦昌辉亲弟，也曾受石达开节度，而石达开的堂弟石凤魁、石镇仑又曾受秦日纲节度，这和後期“各有分地分兵，自雄自长”的情况是不同的，前後两路军本来就不是西王和南王所节度，而是由杨秀清统一调度指挥，所以两王战死，各军仍旧由杨秀清调度，没有解散的必要。
但95军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战斗力真的很强大，前面所述前一前二两军不过万人，已算劲旅，後二军军帅刘伧得的一个军，居然只有170多人，而张维城在叙述前一前二两军人数後，又说“其余7军（共）不过20000人”，而太平军制，一军编制应该是13156人。
有趣的是，《太平军目》这本太平天国方面专门用来说明军制的书，几次重版，却始终没有准确算出13156的编制人数，初版时作13270人，而再版却误作13125人，王庆成先生认为也许因为太平军一军从没有满员过，所以一直错下去，不无可能。如此的95军，战斗力是要大大打折扣的。
对中日战刀发展思路的再认识日本古代战刀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的唐太刀，但此後中日两国战刀却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成锻造精细、淬火讲究、锋利柔韧、装饰华丽的名刀，成为锻造型花纹刀的代表，而同时期的中国却以粗糙的“手刀”类为大宗，传统的“折花”工艺，几近失传。
很多人就此认定，在近古中日战刀的发展上，日本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这个结论对，也不对。
从工艺上而言，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日本刀是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完美冷兵器，且不论其刀装的考究精致，仅就刀刃本身而言，其刀身弧度、造型、厚薄比例设计科学合理，能兼顾劈砍突刺，反复叠打和淬火形成的纹路锯齿，又增加了切割柔软物体的威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手刀”都用钢条锻打，用水或动物尿液淬火，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刀身宽而短，刀尖前锐後斜，宜砍劈而不宜刺杀，用途单一而且费力，易锈蚀和折断，在明末抗倭和後来的一系列中日战争中，手刀和其後身“大刀片”屡屡被日本长刀占了上风，甚至削断，就可以见其高下优劣。至於工艺艺术上，粗工锻打的手刀刀片可能只能被日本工匠视为“铁棒”，而“鞘或木或皮，或有或无”、“环柄包以布”的手刀在刀装方面，较诸日本刀更是毫无可比性。
但从整个军队的装备体制角度而言，这样的结论是不够公允的。
日本刀精致锐利，却价值不菲；工艺精湛而复杂，也不利於大规模生产装备，更不利於标准化生产，这从二战後期“军刀救国”时，炮制的大量粗劣日本刀，便可看出一些端倪来，而且日本刀含碳高，对於保养的要求相当苛刻，上述种种，对於地位高贵、以行伍为业的日本武士阶层是毫无难处的，但并不利於装备大量的部队，事实上，日本军在中世纪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武士以下的足轻等“杂兵”是不装备日本刀，而装备竹枪等更便宜的武器的。这种兵器适应於日本中世纪各家自备武器的装备体制，但不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而粗糙简陋的手刀虽然有种种不足，却便於快速大量地成批制造；虽然用途单一，却能把其主要功能──劈砍发挥到极至；由於是用钢条简单锻打淬火而成，保养磨拭，十分简单，缺损锈蚀虽然时常发生，却能很方便地解决，而且由於价格便宜，打造方便，即使刀不堪用，重新打造也是很容易的。这对於部队规模大、装备给养国家统筹、兵源是世兵和雇募（甚至抓兵）相结合且主要来自市井农村的中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虽然单独一把手刀比不过日本刀，但从整个装备体制上而言，中国的选择不能说是失策的。在实战中，损失的手刀可以就地取材，大量制造，在近代屡屡有用农具甚至铁轨打造“大刀片”应急的记载，这对於长期消耗战而言，是相当有利的。
当然，日本刀在战斗中的威力是许多当时的中国人都公认的，戚继光就因此仿日本刀作长刀，刃长五尺，柄长一尺五寸；清代又仿长刀作佩刀，刃长二尺二寸，宽一寸三分，柄长四寸二分，但戚氏长刀系装备精选的勇营部队，武备志中虽有形制，却和同样载入此书的狼筅一样，并非明军普遍的装备；清代的佩刀更因其尺寸缩短，变成一种防身应急的武器了。而且上述仿制品都在工艺形制上大大简化，降低了成本，相应也降低了威力。
至於刀剑工艺的退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两国武士地位的不同。日本的佩刀人是受社会尊重的高地位阶层，对於他们，佩刀既是武器，又是身份的象征，而中国自宋後重文轻武，社会上佩带刀剑成了市井游侠的形象，而王公贵族纵使佩带刀剑，也主要重其装饰性而轻视其实用性，这就造成了功能和工艺的分离，导致了许多工艺的逐渐消亡。
综上所述，从工艺上而言，中国刀剑工艺的退化是令人惋惜的，但这种退化在军队装备体制上是必然的，从战略上而言并非失败之举。不但刀，宋代的长兵，如枪、大刀，形制繁多，分工明确，到了元明两代也逐步简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上述论点的合理性，尽管工艺的失传和退化，无论如何是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後期捻军王位考後期的捻军仍尊奉太平天国正朔，军中主要首领多称王爵，如张宗禹称梁王，任柱称鲁王等，这些王爵是太平天国所封，还是他们自称，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
我认为其中多数“捻首”的爵位是自称，或者是赖文光等太平天国方面人士假借太平天国名义代封的。
捻军中除了太平军的旧将，真正捻首称王爵的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柱、荆王牛洛红、魏王李允、幼沃王张五孩等，其中张五孩是沃王张乐行的侄子，他是在同治2年6月（1863年）张乐行死後数月，才随回乡的张宗禹离开雉河集从军的，直至1864年中才随张部和西北太平军在鄂豫边界会合，此时天京已危在旦夕，张五孩不可能有机会袭爵。
张宗禹是张乐行的族侄，黄旗直系，但1862年的爵位不过“石天燕”，是六爵的第4等，距离王这一级别尚有福、安、义（主将）、掌率、神将、朝将、天将等多级，案此时太平天国封官虽滥，却仍是论资排辈，除此以外就是天京城内能够见到老小天王者升官容易些，从这样的低官升为王的，据记载有周文嘉（1861年为绫天豫），但他是在和洋兵作战时立下殊功，连李秀成也说“可嘉”的人物，而且是自幼从军从牌尾做起的年轻元老，张宗禹这样的外来投附者，又似乎从没到过天京，很难与其相提并论。
魏王李允是蓝旗旁支，在捻军中地位本来不高；牛洛红、任柱更是河南捻军，连5大旗都算不了（牛的红旗、任的蓝旗都是自张），於情於理，都很难获得王封。
更有力的证据是，当时西北太平军封王者不过是陈得才、赖文光、兰成春、梁成富4人，捻军的直接上司、陈玉成部的名将马融和直至投降，封官不过是天将，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王统率王是常有的，但官低一级的天将统率诸王，则是断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黑石渡战役後，清方记载，邱远才的官职是朝将，此时天京已经失陷，南北声问不通，他不可能得到“淮王（或怀王）”的封号，他的王号只能是自称的，他作为太平军嫡系既然能自称王爵，散漫惯了的同盟者们自然也能。
不仅如此，多方记载都证明，後期太平军封王多用虚字为王号，很少用地名，而且因为封王太多，字越用越生僻，最後“封王皆列王”，以捻首们在天王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会高於坐拥两淮数县的苗霈霖，他尚且封了个带虚字的“奏王”，张任等不可能得到“梁王”、“荆王”、“鲁王”、“魏王”这样以地名为系的王号。
当然，後期捻军中并非所有的王都是自称，赖文光不用说了，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奏王赖世就，都是受封於太平天国中央的王爵，至於石达开旧部德王唐日荣和语焉不详的怀王邱朝贵，则无从考证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