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芳同志在《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事实：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陶铸同志由北京转移到安徽合肥，以住院特级护理为名，完全秘密、密封式的关押迫害！
“将他的名字化为‘王河’为他安排了特殊的‘秘密病房’。
“病房完全密封式，门口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二名战士看守。战士并不知道‘病人’是谁.
“在中央来的‘专案组’的组织下，成立了一名组长，二名付组长负责的监护组；除了安徽省那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极个别负责人外，知情人就在这个小范围内，‘专案组’要‘监护小组终身保密’。并威胁说：“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露谁一切负责！”
“看守者接受押送者的密令：‘如果他（陶铸）不老实，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就堵他的嘴！’
“专案组还多次向监护人交代：‘要井惕他挑衅、攻击、放毒！’看守人员不能随意和‘病人’谈话，但要认真记‘病人”’的‘动态日记’（每天的言论）。
“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溃疡病的眼睛是不会发黄的。但监护人却说他是‘胃溃疡’。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陶铸同志逝世。陶铸同志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眼睛一直园睁着，有个护士看了后心酸，曾上前把他的眼皮合上，谁知第二天专案组人员从北京赶来，又看到他仍是怒目园睁，似两团烈火……
“专案组带来‘六条意见’。在他们监督下对陶铸遗体进行“热处理”。不让陶铸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
“第二天，偷偷裹盖着陶铸的遗体送往火葬场！在火葬场上，一切早有周密安排，人们被告知，死者叫‘王河’，是‘烈性传染病’死的。所以，安全要紧’。除了二名烧炉工人外，其余一律不准参加火葬。并且，烧炉工不准接近遗体！
火葬要签字。谁来呢？那个政工人员‘奉命’在火化单上签了‘斯亮’二字。‘斯亮’是谁呢？当时人们并不了介。后来，才知道那是陶铸同志的女儿。当时她在西北农村。可在合肥竟有人盗用其名字来掩盖某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置在那无数普通亡灵中间。从此，一过九年，谁也不知道陶铸那里去了。”
看！如此精心谋划，多么神秘虚弱！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对一个被公开点名宣布为“反革命””的“罪人”要如此神秘化名？如此秘密关押？如此安排完全封密式的“秘密病房”？
为什么在如此小的圈子里的知情人中，还要威胁“终身保密”？“谁泄露谁负一切责任”！难道仅仅是不让人知道陶铸同志的姓名和直实身份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密”要如此“绝对保险”呢？
作为一个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社会活动家，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陶铸同志怎么可能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修养、水平，而像“小偷”、“无赖”一样“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呢？显然，这纯属是以此为借口，封住（堵住）他的嘴，骇怕他大声揭露自己身体上遭到这个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手段控制、折磨、迫害暗害而出现种种“异常痛苦”的真相！就像张学思将军一遍又一遍愤然写下的“恶魔缠身”揭露控诉一样！同时，也骇怕看守的战士从这种公开“揭露”中了介这个特务“恶魔”手段的真相，日后会泄露于世。
为什么不让看守战士知道“病人”是谁？也不准和“病人”谈话？但是每天要记下陶铸同志的“言行”的“动态日记”？（当然不是“装疯卖傻大喊大叫揭露肉体痛苦折磨迫害”的言行，对此则是“要堵住他的嘴的”！）尤其是要“井惕他的挑衅、攻击、放毒“言行”呢？
为什么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他们硬说他是“胃溃疡”呢？这不是在为阴谋暗害制造表面上的“合法借口”吗？
为什么陶铸同志死后不肯闭目、怒眼园睁，似两团烈火？他的肉体内究竟遭受了多少难于言状的“恶魔缠身“控制折磨迫害暗害的痛苦要诉？多少冤屈要吐？多少仇恨要报？
为什么硬把陶铸同志说成是“烈性传染病”死的呢？究竟要掩盖什么呢？为什么除了二名烧炉工人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参加火葬，二名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呢？是怕人被“传染”吗？还是担心和骇怕这个“恶魔缠身”特务手段的残酷肉体折磨迫害在陶铸遗体上留下的异常痕迹会被有专业知识的火葬场人员发觉而后泄露于世呢？
为什么？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如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个秘密控制人的神经，“涉及到人的行为”的“思想控制－绝密”计划，是“令人愤慨和不道德的”！是“盖世太保”！是“患杀人狂的恶魔”一样；如同张学思将军一遍又一遍写下“恶魔缠身”的控诉遗嘱一样，陶铸同志也确是被这个“中国型”的秘密控制人体神经“恶魔缠身”的先进特务技术手段折磨迫害暗害死的！
是的，正是这个罪恶滔天的“恶魔缠身”特务手段不仅秘密“缠死了”张学思将军和陶铸同志，而且还“缠死了”许多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普通党员、群众！使这些受害者被阴谋贴上种种“怪病”而不明不白地含冤去世！
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位“文革”前夕还携带夫人、子女畅游在北戴河海滨，“文革”初又乘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过红卫兵的身体十分健壮的领导人，在被秘密“审查关押”后不到一、二年时间，竟以所谓“不治之症”而默默地去世了！一个中国国家主席，生前末发现什么征兆，却被“秘密关押”后以“不治之症”猝亡，这正常吗？
国家副总理贺龙元帅，这位坚决不屈从林彪淫威的老总，因此被秘密“关押审查”。在逝世前神智十分清醒地对夫人薛明说：“小心，他们要害死我！”他不肯去医院，而是“组织决定”硬把他送进了医院，并且不让薛吸陪同。结果，只六小时另几分钟，就停止了心脏跳动。（注四）
按理说，医院的各种条件肯定比关押的“牢房”好。一个神智非常清醒的、有坚定信仰和坚强不屈品质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自感确有病，是绝不会拒绝去医院治疗的。贺龙元帅“不愿去医院”的事实清楚表明，他认定自己身上的种种“异常病状”痛苦决不是真正的患病！而是遭受到的秘密肉体折磨迫害，所以，他对夫人说“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当然，他决不会“去医院”为这伙秘密特务的“恶魔缠身”暗害勾当提供一件公开“合法外衣”的掩盖！
洪健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的《推倒诬陷罪名，团结向前迈进》中愤怒提出：“（贺龙元帅）他既不是病死，也不是老死，而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毫无疑问，洪健同志决不是在无中生有，妄下结论作证。
还有，马文瑞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悼念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文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中，满腔怒火地写道：“有人说他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新华社记者赵准青、刘德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悼王昭同志的《高风亮节留人间》中，明确揭露写道：“青海省各族人民尊敬的领导干部王昭同志是被林彪、四人帮阴谋暗害死在监牢里的！……”。他们这种斩钉截铁的谴责绝不是在子虚乌有，无事生非！
还有……
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得知长期跟随他身边工作的周荣鑫同志在秘密关押中“病死”的消息后，怎么也不相信！一再叮咛一定要介剖遗体，寻找原因！为什么周总理要下这样的决心？显然，这决不是在无的放矢！
一个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同志，因不屈从林彪四人帮一伙爪牙的淫威，敢于坚持信仰，奋笔长书直言，而被这伙爪牙枪杀了。她的精神为后人所颂扬。当她在监牢中遭受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手段无耻的人身随意凌辱和侮辱时，怒火万丈地找到一片木签，蘸着墨水写了一篇《质问、控告、声讨》的檄文：
“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永远也缴不掉！”
“你们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随意凌辱吗？我要向党和人民控告你们！要声讨你们！你们要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你们为什么害怕真埋！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哪个无产阶级？！……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我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吧！她只能做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坚持真理，永不放弃！……”
这正是：义正词严，气贯长虹！看到张志新同志控诉这伙衣冠禽兽秘密控制，无耻“随意凌辱、侮辱”女共产党员身体的战斗檄文，人们不由记起了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对国民党特务无耻手段的真实披露：
“有次徐远举（徐鹏飞）亲自审问江竹筠（江姐）……，江姐一句不答。他的心情暴跳如雷，便大喝一声：‘把她的衣服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最野蛮的方法了，先是剥下衣服来羞辱，然后用针剌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乱来！’徐远举以为这一下把江姐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快说吧！’江姐很沉着地回答道：‘我当然要说！’她接着便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你老婆、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以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了我，连你的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株炮一样，使徐远举感到尴尬。
张志新这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在监牢里到底是受到了像“徐远举对待江姐”那样赤裸裸的无耻“凌辱、侮辱”手段呢？还是受到了更加阴险毒辣的秘密特务“恶魔缠身”手段对她“女性生理”进行“随意的凌辱、侮辱”折磨呢？为什么她要怒火万丈地质问：“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哪一个无产阶级？””她所指的“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这此“办法”是指什么呢？看完这份材料后，你是会得出明确结论的。
张志新被无耻的“随意凌辱、侮辱”后枪杀了。她对这伙衣冠禽兽的愤怒《质问、控告、声讨》难道活着的人不应继承下去吗？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诬陷、折磨迫害和阴谋暗害死了，想起那“面部表情愤慨巳极”的“恶魔缠身”控诉；想起那“死不闭目”“两目园睁，似二团烈火”的遗恨冤情；想起周总理“一定要寻找原因”的明确指示，难道不应该把这伙秘密特务大搞“恶魔缠身”无耻手段的“谜”解开并公布于世吗？难道不应该把“它”揭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来慰藉死者和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其荼毒和暗害吗？！
《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的作者徐子芳同志在该书的“附记”中写道：“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全国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读着它……，悲愤和仇恨之余，人们更加关注陶铸同志的死，急切想了介他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林彪、四人邦是怎样加紧迫害他的？那四十三天他是怎样蒙垢余生抑苦酸生活着……”
是的，这正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作者出于一个中国人的义愤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为此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可是，他面壁的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他在书中继续写的：“有的出于某种原因还不愿多谈当时的情况，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上层曾参预此事的个别领导人竟以‘不知道’来回答和拒绝采访！”
作者理所当然要“令人气愤”！全国人民理所当然要“令人气愤”！可这一切又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呢？在这方面，也许《中央情报局人物志》一书作者的又一段话，从一个侧面是值得深思的。
他这样写道：“赫尔姆斯一贯认为，最好的保守秘密的办法是，一旦情况允许，就销毁它。正因为如此，有关‘思想控制－绝密’计划，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等‘最新’档案都消失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只有它是秘密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假如一个外国领袖被人发现领取中央情报局的津贴，他也就当不成领袖了。谁会相信一家得不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就出不了报纸的反共言论呢？如果巳经知道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推翻阿连德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的话，又怎么能说阿连德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才遭到风险的呢？一颗树倒在荒漠里会引起什么反响吗？中央情报局会回答：不会……，真实的东西就是人们了介的东西。如你能使一些事情保持秘密，那么，你怎么说这件事都行，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如果谁也不晓得我们曾企图暗杀卡斯特罗，那么，我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这个企图。如果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泄露出来，那末，金融的原因就同阿连德事件毫无关系。如果没有人知道我们推翻摩萨台首相，那么，这一切全是伊朗人自己干的。假如，谁都不了介我们企图毒死卢蒙巴，这件事就不存在。如果谁都不知道自由世界有多少政治家被收买了，我们就不缺少朋友。因此，赫尔姆斯注意保守秘密就不仅是竭力保护他自己和中央情报局，而且也是在维护政治手段在四分之一时间里的稳定性，维护自由世界这个概念，维护美国荣誉这一幻想。”
这是一幅绝妙的肖像画。线条明快，色彩斑驳。正如自然界的风，人们虽然看不见它，但却感到它的存在一样，无论是“美国型号”还是“中国型号”的秘密特务“恶魔”控制手段，尽管可以掩盖一时，但时间将雄辩证明，迟早是一定会被揭露、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中国有句俗话：“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如今，这个在“文革”中横行在中国大地上的秘密特务法西斯“恶魔缠身”控制手段，不是巳经和正在被广大人民识破，揪住其露出的尾巴，显出其“卢山真面目”吗？！
（注一）：摘自《军统内幕》；
（注二）：摘自《中央情报局人物志》；
（注三）：摘自《情报生涯卅年》；
（注四）：摘自《人民日报》洪健文章；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