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对我们进行精神控制和迫害？
分类:中国脑电波扫描仪受害者的文章
是谁在对我们进行精神控制和迫害？
作者：彭公乾
电话：0769-2875728。手机：13692126071
身份证号：420104660227431
户口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顺道街121号时间：2004年4月
第一节（共3节）
读者朋友们：
您们好！
事情的经过还要从头说起。
85年——93年我是湖北粮机厂的一名会计，93年出来打工。96年初我就感到有些不正常，有时候晚上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而梦的内容与我的生活和思想完全无关，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但一时又解释不清是什么原因。
97年下半年，因几个朋友要毕业证找工作，我帮着办了几本假毕业证，导致它们不顾保密原则，完全自我暴露。
迫害刚开始时，我还以为是窃听器、摄像机、录音机之类，并不知道声音来自脑中，因我只是一名会计师，高科技知识不多，对此类技术的理解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好在我是唯物论者，才没有象有的人那样认为是鬼魂附体；但此时也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98年4月份，为了逃避迫害，我只好动身前往广东,以为离武汉远一点，或许就脱离了控制，谁知还是在罗网之中。在此期间，我曾到图书馆查资料，但只收集到一些零散的词语，如：脑电波、生物芯片、ATP、大脑皮层听觉中枢、神经脉冲频率、神经网络计算机、高密度蛋白质生物传感器等等。后经朋友与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分子和细胞神经科学实验室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和行为研究中心联系才略知一二，并通过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eforBiophysicalChemstry）找到其与武汉的一些合作单位。
相关专家说：神经冲动的本质是电传导，神经细胞间存在“慢突触”的传递方式，神经对肌肉运动的控制是电——化学传导过程。一般的‘神经元电子芯片“至少有若干个以上的感应器，每个神经细胞至少有一个感应器与之相对应，而每个感应器每秒至少能记下2000个数据值。如果想将神经元发出的电波接收，然后导入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得出有效的信息，中间还有很多过程，首先，神经元单位放电很弱(振幅100～300μv,灵敏度50～100μv,时间常数0.01～0.1S，高频滤波5～10KHz)，为了能收到相应的信号，就必须使用放大器将弱电信号放大。
其次要想得到某一特定部分的信息，还必须用脉冲信号发生器将电子脉冲传到植入的电极和芯片，加大刺激力度。中间还要通过传送器(transmitter)，接收器(receiver)以及语言处理机(speechproessor)等多种相关仪器的处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有些读者看了上面的介绍，可能还是不很明白，其实这项技术已是公开的秘密，如《参考消息》2001年5月1日第6版，《天津日报》2001年7月14日版，《南方周末》2001年5月1日第6版等都有明确的报道。至于某些媒体大力宣传DPS文检工作站，CPS多道心理测试系统等所谓的测谎器，过是想掩盖现在的新技术，测谎器已落后了几十年，根本不是什么高新技术。2003年12月25日22：30分的cctv-10台“科技之光”海外版节目，其中详细介绍了微芯片的形状、大小及功能，并展示了其嵌入人脑的手术过程。看来此项技术已进入科普阶段，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东西，只不过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已）不注意它、不了解它而已。山东省副省长、青岛市市长杜世成同志在全市乡镇企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的讲话提到（摘要2001年12月29日）
"我到美国贝尔试验室去，他告诉我，他在2000年左右，就可制造出人脑芯片来，就是人脑子的东西，全部复制到芯片去了。我说，那时人不就没有用了吗？他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没有用了。现在这个机器人，它是靠人把你想到的东西编制到程序固化以后，放到这儿变成存储，不断根据情况反映存储、提出，仿照脑细胞思维的方式。做成一块芯片，它就不用你制进去了，随着就给你出来，见景生情，形成一种逻辑推理，就这么快。"
通俗地讲，这种技术有以下特点：??
①能知道我每时每刻在想什么、干什么，思想、记忆、行为无任何秘密可言。
②能在大脑中与我对话。(如它们不启动对话系统，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脑中有这个东西)
③能强行给我造梦，并控制梦境。??
[注：2004年1月24日《凤凰卫视》新闻直通车报道，日本市场已有造梦机器（玩具）销售，每台140美元，可根据自已睡前的设想来做自已想做的梦。]
④能让我永远无深度睡眠。??
⑤长时间的强剌激，让我痛苦异常，生不如死，患上抑郁症。??
如果要讲到它们这几年对我的迫害，简直罄竹难书，不是几页纸能写完的，最令人痛苦的是六年来无一次深睡(按医生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睡)，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痛苦，它们称此为“熬鹰”。只要一浅睡，就恶梦不断，在梦中它们模仿“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的做法，车碾、针刺、枪毙……要么恐怖，要么淫秽，内容全由它们定
初期它们还利用语音交互技术，变换不同人的音调，装腔作势。远在几百里远的熟人的声音经常出现在耳边，因当时不懂此技术，很受它们的欺骗，后联系北京语音交互技术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人员从语音合成、声韵控制、文本分析等方面进行讲解，才知道是语音模仿。??
在电磁波的长期刺激下，我的右颈动脉供血不足，血压时高时低，左臂左腿严重麻痹，几近偏瘫，心律不齐，精神长期抑郁，并有前驱糖尿病的明显症状；电极对丘脑前后的经常刺激，导致胃酸大量分泌，胃溃疡已到了要动手术的地步，对丘脑后外侧部的刺激，使我身体总处在发烧状态。??
酷刑我也知道不少，而且如鲁迅所言：”我向来晃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现在回想它们以前经常说”你没吃到亏“，我才晓得，我太天真了。
安微青年丁作明和湖比青年孙志刚被毒打致死，虐杀他们的人与他们又何尝有过什么深仇大恨呢？打死无辜的人不用负责任，这既是人类兽性的暴露，也是社会制度的恶果。二战时，罗马尼亚市民曾帮助纳粹捕捉，杀害犹太人，战后有人问他们：”不帮助捕杀犹太人，纳粹会迫害你们吗？“，他们回答：“不会迫害我们，反正我们也不用负什么责。”
96年我曾养过一条狗，刚断奶就抱来了，大点后我带它去逛街，谁知在街上它对一般的人视而不见，但见到拾荒者和乞丐就不停地叫，引得周围一片哄笑，令人尴尬，当时也想不通，我们谁也没教它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想来，该是遗传在起作用吧！？
98年我作过一些检查，如：X光、CT、脑电图、心电图、经颅多谱勒等，但这些常规检查作用不大。2000年深圳蛇口一位得知此事的人曾邀我出国，因不熟悉对方背景，我没有答应。
2001年10月，询问深圳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他们告诉我，他们知道这个技术，一般嵌入手术要3至4个小时，要检查的话，深圳医院没有相关的设备，推荐我去广州第一军医大的一个实验室。
2002年4月份，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到广州第一军医大的一个神经实验室检查，才找到体内的微芯片和微碳纤电极(PROCFE),可他们就是不愿取出来，说是有风险，我也不知是医疗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后来拿着检查结果去广州、武汉的几家医院，他们都不愿帮助取来。
2002年6月，我去找武汉市桥口区六角亭派出所，武汉市公安局，湖北省公安厅，他们的说法都是一样：我们只管刑案和治安，现在许多事都忙不过来，你不要总来找我们，管这事的有专门的部门，不是我们在管。
2002年7月，找到汉口球场街湖边坊的市安全局，在其办公室与一位姓孟的谈了半小时。接着又去武昌八一路的省安全厅，警卫室先不让进，我就写了一封信让警卫递进去，告诉警卫，如果看了信让我进就进，不让进我就走，二十分钟后，办公室出来一人带我进去了，见到一位50多岁自称领导的人，坐下来后，他问了一些情况。
后来他说：“那具体是什么原因找你我也不知道，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在做，你去找省委或市委吧，但不希望你到处讲”。陪我出来的那位职员在院子里问我：“对你的生活和工作是不是影响很大？”，还嘀咕：“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个东西”，听了他们的话，我知道象我这种人还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我还没有那个资格。在安全厅警卫室，值班的告诉我，近几年每月都有六、七个人来交涉此事。这又说明什么？
2003年8月，托人找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马教授，他答应让我去他那儿，说基本上可帮我解决，可在8月21日――我按约定的时间准备去的前一天，他突然来电话要我去找市委开介绍信，不然他不能动，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要问。我只好去汉口解放公园路的市委要介绍信，市委的人说：“我们不能开这个介绍信，你认为是谁给你嵌入的你就找谁去”，磨了一个下午还是不行。那些具体操作的人我一时到何处去找，真是不可思议。当时他们在脑中对我说：“不管你怎样折腾，哪怕往中央投诉，往世界宣传，我们也不会承认，不会出面。”
九月初，我联系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信息科学部以及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他们的说法是：你应该找开枪的人，而不是找造子弹的人。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这绝对不是作试验，也不会是科研单位所为，科研单位没有这个权力。大脑研究的很多项目是国家“863”、“973”计划中的项目，如“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基础研究”、“脑发育与可塑性基础研究”等等。一般是用果蝇、小鼠、猴子作试验，特殊情况下，有的单位也会用人作试验，但这样做有很多条件：一是不能用无关联的正常健康人试验，必须是有大脑疾病或精神疾病的人。二是要与志愿者签订协议，告知详情或者后果,即知情权。三是手术有风险，全麻本身有一定的危险，还有脑损伤和感染、大出血等。四是论文不能公开发表。对你这样做，应该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我们不好猜测，建议最好先找政府，不行的话就请律师吧。
先去找律师，律师说：“看了你的材料，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些了解，只是不很具体，我们相信你，但帮不上你，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在你连这件事是哪个单位干的都不能找到，那你准备起诉谁呢？没有诉讼主体，法院是不会受理的。第二从你谈的情况看，你也找了不少部门，但都不起作用，说明这个部门既然敢这样做，法律在它们眼里就只是一张纸而已，法律对它们是无效的。第三，（法）律师的作用是有限的，象你这个年纪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不是有个比喻吗？法律是一张蜘蛛网，大虫冲过去了，小虫粘住了。末世社会，弱势的草根阶级总是牺牲品，你想起诉“强力部门”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不要认为违法的事找律师就能解决，那是天真的想法，现在执法犯法的事每天一箩筐，已是很普遍的事，明虱尚不能捉，罔论阴虱？！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既然这样讲，我又去找政府，打电话到安全部，安全部让报上姓名和城市，我说，只报城市和姓名就行吗，他说行，四天后再问结果如何，回答是不知道。九月中，我分别往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湖北省委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武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室、省安全厅等发了十多封挂号信。总算等到湖北省委黄副书记秘书的一个电话，她说：“这种事情我只是知道一点，详细情况只有高层领导才知道，已请示过黄书记，让你去找安全厅”，我说我不是间谍，也不是重要人物，安全厅也说过不是他们在管，再去找安全厅不合适吧，她回答说，黄书记是这么说的。
大家讲到这种事首先想到的是安全部门，以为只有安全部门才有必要有条件这样做，其实这时我已知道我的事是什么单位做的，虽然他们与安全厅有联系，但我的事与安全厅无关。
今年三月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来电话，希望我提供相关的人员名单和资料，他们准备采访。但随后的采访只进行两个星期就不得不中断了，当初我就说过，即使调查了也不可能播出，原因还需要讲吗？。
以前我曾想，我是小人物，无机密可言，没犯法，也没什么组织，某部门会不会找错了对象，此时才知道这种部门要找的主要的就是我们这种小人物。
奥韦尔1949年写的政治寓言《1984’》中提到中国出了个“大兄弟”，利用在人脑中安装芯片的技术监控国人，他的寓言不幸变成了现实。中国的某些人向来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迫害自己的百姓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南方周末》在提到这种技术时有一句话：“更令人恐惧的是，这门技术正在介入生活的各个层面”。说明此技术的应用之广，受害者之多，已经触目惊心，只不过大多数受害者本人不知道而已。“路透社”消息：有的部门正在国民中编织一张无形的网，意图以点带面，纲举目张。我建议有条件的尽快去检查一下。
1996年，中国成为由世界21国组成的“人类脑计划”组织的成员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有此技术，但碍于种种原因，不愿公布，如有人提起，就尽量掩盖、歪曲，因这种东西的使用反人性，且仅仅对掌握它的人有利。某些国家间是否有此项技术的“慕尼黑协定”，不得而知。
中国百姓的命向来不值钱，就说现在，死一个“煤黑子”，往年赔2～3万，现在涨了点，有3～5万。前几年西方一个国家的大学与北京某大学联系，拿河南农民作试验的事不是曝光了吗?，而sars肆疟，谁又能保证不是某些生物所、病毒所拿人作试验，失去了控制的结果，事后还一个劲地往动物身上推，据说爱滋病也是在非洲拿人和猴子交叉试验的结果。
说到这些高科技，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否认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但也不能不提到一些为虎作胀，助纣为疟的“知识分子”。鲁迅说：这些人“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就只知道作乐”，受压迫的时候，它们明哲保身，默然不语，远不如工农群众那样敢于反抗，一旦地位提高了点，就自我膨涨，以为自己懂得1+1=2，懂得之乎者也，就觉得高人一等了;正如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提到的梁实秋之辈，在它们看来，贩夫走卒，田夫野老，蚕妇村氓，推车卖浆者流，整天黑汗水流,食不裹腹，衣不敝体，但他们都被称作“人”，而自己呢，高等智高，华衣锦服，舒适安逸，也被称作“人”，实在不公平，在它看来，前面所提到的“人”只能称作“动物”、“劣败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赶时髦，也喊喊自由、民主、科学，不过是叶公好龙。
因研究大脑学习和记忆功能而获得2000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埃里克?坎德尔(EricKandel)说：“因为我们学到的和记住的种种东西，我们才是我们自己。受伤的经历如那些我在维也纳所经历的和其它比我所经历更多磨难的人具有的更恐怖的经历，永远是他们生命中的疤痕，而了解发生这些过程期间大脑中发生的事件，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对坎德尔的研究对此我不予置评，但他不知道，因他研究“痛苦的记忆”，却让许许多多象我一样的人经历更多的痛苦。
sars期间，医护人员为了抗击非典，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充分表现了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赞扬。但是，正如我所经历的一样，白衣里面裹着的不都是天使，也有魔鬼、郐子手、帮凶、走狗。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披着人皮的狼。
《南方周末》说得好：“某些专家拥有了这种技术，实验室就会比法庭更有效，更不可抗拒地揭示真相，最终使法庭、沉默权、无罪推定之类，都成为一钱不值的东西，到那时，专家就是我们的法官”。“那些执掌该项技术的人，就能控制我们，支配我们，事先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后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最终做到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拷问精神的幽灵在大地上游荡，我们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服从于某种更高的社会价值，从被削弱、被操控的意识中攫取事实，每一项这样的技术都是对隐私权和意志自由的侵犯。“
“技术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真相，却也可以更轻易地控制我们的精神。如果没有民主而公正的程序保障，对精神世界的窥探，就只能意味着恐怖。”
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具体做这种事的，既不是公安部门，也不是安全部门，更不是检察院和法院，而是一个专门的，意图对我们进行思想意识监控的部门，当然，我不敢报出他们的单位名称。
有了公检法还不够，还要弄出一个超出法律之外的‘秘密精神监控’部门，把黑手直接伸向我们的思想和意识，这难道还不是恐怖行为。我以前也在网上看到一些’精神-控制‘之类的字眼，当时以为只是做做‘思想工作’罢了，现在才知道何只是做做思想工作？简直就是把你放在‘炼狱’中。
不是我自己嘿自己，我是把自己的后事准备好后再写的这封信。
在我写这封信期间，它们说：“你到处讲,我们也不很在乎，懂得这项技术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不会相信你的”。几年的迫害对我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摧残，尤其是现在已渐感不支，我曾提出：从此以后我不再讲也不再想你们的事，只当我病了10年，只希望你们不再过度的迫害我，让我能站起来;到室外去走一走。他们回答：“实话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过你，有三个原因，第一，你把我们的技术了解得差不多，现在连单位和地址都知道了。第二，你以前能走动的时候到处找，总以为有人能帮你解决，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第三，你通过网络找到一些你所谓的’同志‘，如果任你这样下去，我们的秘密还能称得上是秘密吗？不要怪我们心狠，要怪就怪你自己的命不好。”
也许它们说的是实话，但我愿意作“愚公”，而人民群众就是我的上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尽管这些人暂时很猖狂，我还是可以断定：这样一个反人性的恐怖组织维持不了多久，它的灭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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