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段经历，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所以村里人才会为了反对刘老蔫儿而拥护我做了村支书。村里人讲究，人都是有运的：当官需要官运，经商需要财运，说媳妇需要有桃花运……一切需要运。众多的运中，官运最紧要，因为只有有官运的人才能当官，而这个人一旦当了官，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儿，直接关乎着全村的运，也就是说，官运即村运。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似乎必须与刘老蔫儿决裂并坚决斗争，因为刘老蔫儿的官运已过，不如此容易触了霉头。事实却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我不仅自己不积极地斗争，反而以辞职作威胁要求他们也不斗争，尤其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我在完成市场建设的同时，居然象老蔫儿一样去鼓捣企业，而且都是老蔫儿时代的那些垃圾企业。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不是我运好见机快，指不定要落个老蔫儿那样的下场。无稽之谈。
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当时的现实是，厂房破败，荒草满院，设备无异于一堆废铁。自觉立稳脚跟之后，自然便要把解决这些被村里人称之为老蔫儿霉运的厂子摆上议事日程。当时，关于这些厂子的解决，我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村两委会刚开始就显得混乱，众说纷纭，却无一条合我意的意见，而且研究办法出主意的少，渐渐地又转向了对刘老蔫儿所谓罪行的讨伐。如此三番，自不会有啥结果。最后，会计说，干脆当废物卖掉算了。就是嘛，原本就是一堆废物嘛。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两委们的响应，这让我非常反感。民主？有时候就是不能讲民主。或许我原就不是一个民主的人，会计这个令我反感的意见让我当即就作出了由集体重新发展的决定，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重新发展。事实上，我的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认可，尽管在最后表决通过时大家都举了手，但我知道那是勉强的，甚至是激烈反对的。
事后，会计一副完全为我好的神色找我谈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儿。他总喜欢这样，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持久得到刘老蔫儿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作派，便责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再会上说？他说，有许多话在会上是不便于说的。我说，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不好说？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一脸地沮丧。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好脸色，一旦有了好脸色，他就能飞到天上去：现在的会上，他是反对刘老蔫儿最激烈最坚决的人；当初办厂时，他是拥护刘老蔫儿最急的人，差一点儿没喊出“刘老蔫儿万岁”，难怪村里人送他外号叫“太监”。咳，可别说，那一刻，我觉得他确是一脸太监相，甚是厌恶。
决定了的事儿，就要去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我当时奉行的信条。但这种凭一时激愤做出的决定终究有点儿玄，或许果如村里人所说，我的运好，这些企业居然被我重又启动起来，尤其是条编厂当年就见了效益。其实，并非我的运好，而是有四个条件成就了我：一是这些小厂的设备居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据说，刘老蔫儿即使在当支书的后期也经常去保养这些设备，他始终相信这些厂子还能再活起来；二是凡企业都有高峰与低谷，高峰期偏偏让我给碰上了；三是有刘老蔫儿创下的关系网络和经验教训；四是我适时对这些厂子产品的样式和性能进行了革新，譬如条编厂，不再生产粪筐子，而改做工艺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至今目标市场已重点锁定在了国外。这些条件当然非一般百姓所能看到，说实话，当时连我也没有想到。企业的成功启动，自然又为我争得了一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也为我之后做出更加令村里人无法想到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这个决定，便是趁赢利正旺时卖掉企业。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主要是想把村集体从这些想管却又管不好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去搞招商引资。那时，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好农村问题，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工农商优势互补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核心便是能够消化、吸收和解决我们村农产品的工商龙头企业，靠工商龙头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来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靠抓一个或几个企业来赚看起来也不算少的钱。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我们村甚至我们镇的钱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外资，尤其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企业。当然，这个目标的本身就不如赚几个钱那样实在，那样容易让人看到效果，反而常常给人以出力给别人做嫁衣裳甚至是损己利人的印象，因为少有人能够从长远来看。所以，由于担心那些无休无止地争论，我的这个决定绕过了村两委和村族长会议，难怪村里人都说我的作派越来越象刘老蔫儿，那样独断专横。
至于这一点儿，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我说不清自己想竭力抵触的刘老蔫儿何以会对自己的影响有这样深。因为夏雨？不可能。我们为夏雨所做的那点事儿，都是阿惠安排的。至于我和夏雨的结合，则是后来的事儿，而且至今也无法达到我和阿惠之间那样的和谐，显然与此无关。且略去碎话，再说我落实决定同样是麻利的，待村里人反应过来，我已与承购者签订了转让合同。对于这种极端不民主的行为，果如我所料，村内舆论哗然，反对声一片，而且必然地关于我有不良行为的传言也应运而生。不仅如此，面对既成的事实，连乡长也大为光火，但乡里的调查组对传言查无实据，也只有不了了之。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