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第一次沾染烟酒完全是一次中了我和我妈圈套的被动行为：那天晚上，由于事先跟我妈串通好了要让我父亲开一次洋荤，因此，我破例早早回了家，回家时特意挑选了两包价格还算适中却只有村支书刘老蔫儿偶尔才能抽得上的烟和两瓶当时最为流行却只有村集体招待镇委书记那一级大官才肯拿出来用的那种酒。那一段时间是我和我妈特别高兴的日子，因为屡经周折，我终于拿到了凭自己智慧和劳动赚来的第一笔钱。我觉得这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证明，尽管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要证明什么，但已足以令我激动不已，只觉得特别值得庆贺。当时家里的格局正明显起着变化，三个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我妈当然是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凡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她都一概地坚决予以支持，因为只要我高兴，她便感到无比地幸福。因此，我父亲便称她为“无原则派”，而自己则自奉为顽固派。顽固派与无原则派之间的分歧便在于对待我未来职业选择的态度，是一种大目标趋于统一的对立，矛盾虽有时候甚为尖锐，但由于矛盾的本身便是无原则的，因而常常是模糊的因善良而不坚定的，更多的则往往转向皆大欢喜的结局。顽固派所说的原则，其实是一些残存的虽仍存有巨大惯性却早已丧失了锋芒的习惯和传统，所以说顽固派的自身便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倍加辛苦地劳作，勉力维持着生计，另一方面却竭力反对我把赚钱作为职业；一方面渴望而且尽全力帮我摆脱选择后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在为我所取得的成绩而闷闷不乐。在他看来，“学而优则仕”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不必去赚太多的钱，只管赚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稳和体面，万一有哪天老天爷眷顾混个镇长市长干干，便会有小轿车经常停到自家门前，必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赖祖宗保佑，必定要去焚三柱高香，叩谢保佑之德。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老祖宗关于“光宗耀祖”的蜕变，在我们家尤甚，因为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那位秀才老爷便是我的先祖。这也是我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自觉长足了面子，便能常常保持心理平衡。甜蜜的自我安慰中，竟不觉已经到了靠劳动和智慧照样可以坐小轿车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的时代，尽管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逐步认同这样的现实，但他仍在顽固地排斥着。
且说那天他阴着脸刚进门便扑头盖脸问，听说赚了？声音里没有一丝热气冷得直让人发抖。我老老实实地答道，赚了。问，多少？答，四十万。四十万？他疑惑地瞅了瞅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反问着。疑惑归疑惑，四十万这个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的结果还是让他的脸色稍霁了些，见桌上摆了烟酒，他随口便来了一句“哇塞，好好奢侈啊”，伸手便去拿烟，却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把烟盒揭开，嘴里自我解嘲地咕噜着，奇了怪啊，这庄户人怎么就敲不开洋鬼子的门？我父亲从不多说话，象今天这种颇带有点儿戏谑意味的俏皮话实是难得，让在厨房里忙着做菜的我妈感到既意外又新鲜，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忙活之余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冲想笑又不敢笑正勉强忍住的我连催，快帮你父亲点烟。我忙不迭地迎上去，帮着开了烟盒从中弹出一支递上为其点燃了。他从来没有吸过烟，自然便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只顾贪图想象中的潇洒，模仿着自己崇拜的某个大人物的姿势猛吸了一口，登时呛得咳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便已涕泪交加。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咳，他狠狠地把手中的半截烟头扔到了地上，用脚费力地踩了踩，轻声念叨着“这洋东西也他妈的欺侮老实人”，去水龙头边洗了脸。从此，他再也没有吸过烟。这时候，菜恰好齐了。他用手轻抚着酒盒子，食指和中指在有节奏地轮番敲打着盒盖，发出一连串轻微的“嘭嘭”声，我妈接连催了好几次，他都不肯说一句话。突然，他顿了顿脚，快步进了里屋。
我父亲是个怪脾气，常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我妈误以为他又犯了倔，便冲我直努嘴，示意我跟进去查个究竟：他正站到我家那把陈旧但结实的木椅上，翘着脚，手已伸进了旧式大衣柜上面的旧式木箱里在摸着什么，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黑乎乎的状如政治家所说的“马眼杯”。他冲我笑了笑，待重又回到桌前才告诉我，别小看了这只杯子，竟是我那位秀才老祖留下的，是他去参加义和团之前用过的，后来他被抓去砍了头，这只小杯便成了他唯一的遗物，至今已传了四代。这只小杯看似平常，待我父亲慢慢地开了酒瓶而后小心翼翼地斟上酒，原本混浊的外表立即变得清澈起来，而且杯底慢慢浮起一层薄薄的油状物，酒香则更加诱人了。我甚觉奇怪，问我父亲缘故。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先祖就有喝酒之风，而且对器皿非常讲究，同样的酒用不同的酒杯去喝，酒的味道也会随之变化。细查古代先贤饮酒记录，譬如李白，果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耐心地品了一杯，却并没有发现酒味有何异常，依旧是苦辣苦辣的直呛嗓子。而我父亲虽从未沾染过酒之类的东西，却是连干二杯，且直嚷着“爽啊，爽！”他这一连串的滑稽的语言和动作，惹得我妈开心地笑个不已，可惜我娘便无缘得见了。两杯过后，我父亲便坚持不肯再喝，他慢慢地拧上瓶盖，依旧用那块红绸子把杯包了放好才开始吃饭用菜，吃得是那样欢畅。人生第一次的行为往往容易形成习惯，自那以后，必喝两杯便成了我父亲饭前的一门例行功课。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中午或晚上，后来连早晨也是非喝不可了。
渐渐地我便发现，我父亲喝酒确有不少讲究：首先，或许是贪图便宜的缘故，他从不计论酒的优劣，只要能够称得上酒的东西便能对付。其次，由于和两杯太少，他从不过多地关注酒饶，一根咸菜丝几颗花生米就能喝酒，更多的时候则是酒前酒中不吃东西，他说那样会坏了酒的味道。其三，非得用秀才老祖留下的“马眼杯”，否则便无法下酒。我父亲说，这就叫做品味，人还是有一点品味好。其四，喜欢独斟独饮，从不与人边饮边高谈阔论，饮后必眯着眼，沉思着，回味着，幸福感常常会与之俱来，充盈着，轻飘飘的欲死欲仙。我父亲坚持认为，人多便会伤了酒气，没有酒气便如同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岂不白白浪费？浪费本身就叫失了品味，失了品味是做人做事的大忌。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稀奇古怪的念头，据说因为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他开始试着喝两口儿之后，村里几位善喝的人颇觉新鲜，便欲找他一试深浅。村里历来就有劝酒不劝饭的传统，一个人若要开喝，必要事先举办一个类似于仪式的聚会，遍邀村里善喝的人一展风采，即使你不主动召集，他们也会推举村里在酒上最有说服力的三位去主动找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倒并不单纯为了酒，主要想测试一下开喝者的酒量，以免在日后的酒场里失了礼数。因为只要在没宣布开喝之前，无论你参加如何宏大的酒场，人家都不会劝你酒。一旦开喝便要按开喝者的量劝酒，不足或者过量，都将被视为招待不周，主人通常要追究一般由善酒者担任的负责酒宴者也叫做“酒头”的责任，最常见的做法便是由“酒头”自罚一桌，以弥补对于客人招待不周的过失，而且在自罚的桌上，“酒头”必须开怀畅饮，直至烂醉如泥为止。这样的做法虽有些不近人情，但自古以来便是这样的规矩，任谁也无法撼动。由于决定必定是主人做出的，吃了喝了人家的便嘴短，遇有罚酒，“酒头”是不得推辞或借故逃避的，而且必须对重又到场的客人笑脸相迎，转着圈子逐一作揖赔不是。否则必定要重罚，最严重的，主人往往要领着老婆孩子到“酒头”家连吃三天。在我们那个地方，酒与饶两个字不仅在组词时紧密地连在一起，现实生活中也是饶随酒走，讲究大酒大饶，一桌酒席办下来起码要耗掉一亩麦地的收入。既是善酒者，便不能推脱“酒头”的差使，又要经常面对“赔了钱财又折面子”的尴尬，难免善酒者要如此小心翼翼。当然，也有例外，但例外除非是“酒头”对客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尽了全力劝酒，客人又有极为正当的理由。我父亲原就瞧不上这些规矩，又不善跟人交往，那些善酒者多瞧不起他，要不是慑于多年来留下的规矩，我相信他们是绝不肯主动找上门来的。尽管如此，我父亲对于他们的到来或许如他事后所说，虽内心给予了足够重视，只是因为自己面冷，不善说一些客气话，便显得不冷不热，善酒者必定内心不痛快，所以他们进了门就对我父亲横挑鼻子竖挑眼惹了我父亲一肚子气。或许是因为激动，他甚至忘记了通知我妈一声“赶紧回来做菜”，心里只顾想着“喝酒便喝酒”，便依着自己的习惯特意要求我妈炸给他做下酒菜的已吃了个把月的两条小咸黄花鱼给端了上来，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条半多一点儿。如此的冷遇，善酒者必定在内心骂着“儿子发了大财竟还如此小气”，未及开喝，便风卷残叶一样把小碟里的咸黄花鱼吃了个精光，必定想让我父亲难堪。更不该的则是我父亲，他不该下意识地冷冷地问了一句，到底来吃菜还是来喝酒？尽管事后他为此后悔得连连顿脚，但毕竟当场已率真地没有丝毫恶意地问了这么一句让善酒者不欢而散的话，让原本声望就不高的我父亲更加陷入了声望上的空前低谷，尽管我父亲仍是一副特行独侠的风度。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