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在我看来，是思想者的典型特征，点上一根烟，眼光迷离地盯向远方，无论思想还是不思想都透着一股无以言表的深沉和潇洒。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自高中年级开始便尝试着吸烟，后来渐渐凶了起来，一天多固定在二至三包的数量上，不吸至嗓子干痒仿佛便不过瘾似的，常常不间断地有强烈的恶心刺激得自己直想呕吐，感觉往往是扯心裂肺的。与吸烟相比，由于小时候看惯了醉酒者的不堪，喝酒曾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我看成恶习。我是容易走极端的人，凡喝酒的事和观念都被我顽固地排斥着。不过，也别以为是缺少场合，乡镇这地方虽小，却并不缺人们现在所称作的场合。那时候，乡镇干部凭规定数量的粮票吃住到农民家里的工作生活方式，早在我毕业大约五六年前，悄然地被村级集体统一接待所取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央明令禁止村级应酬接待。所谓接待，即是乡干部到村级开展工作又叫作“下乡”，伙食由村集体负担，用餐地点多选在村干部家里。到我毕业那年，这种接待已经变得那样理所当然，尽管乡政府意识到了接待的愈演愈烈，再三制定标准和限额，却总是屡屡无可奈何地被破坏着，似乎这种破坏同样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触犯众怒的事儿，犯了众怒，民主测评可不是闹着玩的。安宁人历来有好客的传统，对于这种接待，刚开始连普通的农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自家来了客人尚需接待，更何况集体？这种感情是朴素的，是对不从细微处着眼便难以辨出与普通群众差别的穿中山装的乡干部感情的延续，只不过不再把他们看成轮到谁家就会比赛似地争抢着把只有过年才能够吃到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的自己人而变成了客人，毕竟兜里有钱了，人的生活变好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直到他们感觉到自己逐年加重的负担被过多地用到了接待上，才把这种接待作为一个攻击的对象，如果不是藏有猫腻地过多过滥，即使有了中央的禁令，他们在心理上仍是可以承受的。
既然是接待，安宁人绝不随意，必有烟酒，尽管与稍豪华一点儿的场合相比，这种接待是低档次的，但绝对是他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最高档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奢侈的，只有这样才能待客。安宁人喝酒，就象安宁人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一样，也讲究理由，有理由才会真正地去喝酒。根据这些理由，大致有婚酒、丧酒、小孩百岁酒、接风酒、饯行酒、待客酒、新房酒、乔迁酒、开业酒、答谢酒、邀请酒、辞行酒、正月期间的你邀我我邀你的罗圈酒等一十三种酒是必须要喝的，其中最常见的当属待客酒，也就是安宁人接待乡干部的那一种。有酒的地方必有酒文化，要研究一个地方的酒文化，最直接的莫过于去关注酒场的流行语言。安宁酒场的流行语言几乎能够渗透到喝酒的所有具体环节，譬如“有酒不喝不对，喝酒不醉不对，喝酒忘了主次更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另掂对”“人有多大胆，酒有多大量”；倒酒不叫“倒”，而叫做“满”或“填”，填酒不满得罪人不浅；满了酒，便要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常的“劝”并非一饮而尽，往往叫做“升升”或“上上”，取意“更上一层楼”，于官于商于任何阶层普遍适应，而绝不能叫做“喝”或“下下”，“喝”太土，“下下”则不吉利难免败了酒兴；对于主人的殷勤相劝，自要有所表示，常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干”；酒量的限制则以尽兴为原则，最流行的通常是“能喝二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重用”；对于酒后的表现，更有一些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能奉陪到底的逃酒者称为“虫”，酒后倒头就睡者叫做“猪”，又蹦又跳者叫做“驴”，只说不做者叫做“虎”，只做不说者叫“龙”，既不说又不做者叫做“仙”。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