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书记亲自送我去位于党办后排的距离绝不会长于党办与政府办之间间隔的按照调令我应该去的镇直部门时，两间平房的外间聚了十几个人说是在开会。开会的人肯定在不停地抽着烟，地上已被扔了许多烟头，屋内烟雾缭绕且掺杂着浓烈的旱烟味，我们推门而入时，几乎看不清屋里人的面孔。他们不约而同地起了身，脸孔多是恭维地冲向副书记，纷纷打着招呼，及至副书记介绍我时，他们只是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后又象有一种外力似地把他们的脖子扭向了副书记，尽管副书记的话并不多，他们还是仰视着他，直至他随意地说了句“你们忙”便欲离开，我注意到十几双脚都在挪动，至少已作出了挪动的姿势，虽然副书记再三劝阻，他们还是把他送出了门，似乎不这样便亏欠了什么似的。副书记离去后，其中的一位老者便把我让到了他原来的与主持人对面的位置上，我当时并不懂这样做是极不礼貌的，便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准备听会。由于我的意外加入，位置明显紧张起来，他便讪笑着往已坐满了人的排椅上挤，大家虽一再挪动懒得挪动的屁股，他仍然只能有半个屁股放到排椅上，人们便说，委屈所长了。他显然不是所长，而且反应极快，顺口就是一句“龟儿子才是所长呢”。另一位老者，必是所长，立即痛迎了一句“所长不是你爹吗？”。不是所长的老者见说漏了嘴不好收场，自我解嘲地说，日他姥姥的，守着驼子不敢说矮话。恰所长个子不高，常常引以为憾，此话当然又触及了他的隐痛，脖子上已然青筋突兀，面红耳赤，反骂道，“日你姥姥，矮个子还强不过驴脸？”我仔细端量着，让座老者果然脸较常人长出了许多，他待要再去反驳时，主持人板着脸已在说“继续开会”，这场欲要持久的争论只能以让座老者吃了亏而收场。会议主持人便是农业副乡长，与老者沾亲带故，但凡在我所经历的场合中，农业副乡长总是偏向于所长，这或许只是一种姿态，即使这样，让座老者也常常牢骚满腹。与会者则多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的人员，副乡长宣布会议重新开始的话音刚落，会议的气氛立即又热烈起来，其中的一位公鸭嗓子嚷得最欢，此刻他的光脚已从拖鞋里逃出来放到了排椅上，他边咔嚓咔嚓地剪着脚指甲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言，旁边的一位则悄悄地把他的拖鞋踢到了桌底下，以致于散会后他满屋子地找拖鞋。会议气氛虽热烈，但由于发言毫无秩序和节制而显得有些乱，让突然加入的我一时间难以适应，默默地耐心听了许久，我才渐渐地辨出了其中的味道。原来他们在研究农村的三角债清理兑现，说是农村的三角债已到了非常严重非清理不可的程度，前面已过了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各村自行清理三个阶段，其时研究的是镇干部如何介入以及镇干部的奖励政策，会议已接近了尾声。读大学的时候，曾听有过农村基层经历的老师讲过，乡镇政府是共和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工作研究的多是“如何做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做”的问题，问题多、事情杂、漫无头绪的乱是乡镇工作最大的特点。老师讲得明白，学生也觉听得明白，却怎么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印象。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一下子便参与了其中，我感到好奇、新鲜、兴奋、激动、跃跃欲试，竭力要跟上他们的节奏，暗暗地虽费尽了脑力，始终也无法把这些零乱的毫无规律的发言和信息聚拢到一块而形成一个方案，万一要我去整理这个方案怎么办？我必定会茫然无措而颜面尽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正独自担心，激烈的争论已渐渐平息，坐到紧紧拼凑到一起的三张办公桌的其中能够显示出主持位置的一张后面同样在认真地听着的副乡长便咳了一声，认真地在一个精致的小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每写一会儿，便要抬头问一句“是这样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众口一词的“嗯”“对”之类的判断词。待副乡长记完了，会议便散了。
果如老师所言，即使开头再困难的事情，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乡镇确有数不清的类似这样的活动，譬如计划生育、提留征收、消灭工业空白村、集体出工、土地调整等等，日后的经历让我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被顽固而严格坚持着的固定程式：拟定方案――试点――推广――总结，其中的四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某一阶段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哪怕是走过场也必认认真真。最不能缺少的是材料，材料不仅是用来读给人听的，而且是工作成果的结晶。由于当时打印机在乡镇尚属稀罕物，因此，一手漂亮的字配之以流畅的材料是当时乡镇机关工作者最重要的两项素质，而且漂亮的字往往比流畅的材料更重要，因为材料必须通过字来给人以第一观感，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能够起到“一俊遮百丑”的作用。如若不信，大家不妨去辨一下用打印机打印和一位能写漂亮字的人手抄的同一份材料的观感。只要具备了这两项素质，在乡镇便能顺理成章地被推崇为“才人”，常用“一支笔”来形容。这让我感到好笑，在我看来，材料不过是写作者按照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对事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简单至能够说清楚问题的文字表述和记录，反映的不仅是写作者的文字功底，而且代表着写作者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肚量和品格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想象，一个气量狭小品格低劣的人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来，所以称“用心写作”。肯定是从这个角度讲，搞材料是机关里公认的最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少有人愿做，连秘书也是不做的，材料多推给了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成立了乡文化站，叫做文化站长，文化站长便是乡里的“一支笔”。我常常想，这主要是由于人的素质所决定的，那时候的乡干部有三分之二是临时工合同工，余下的三分之一正式干部也多是部队专业或接班或就工或通过其他途径转正的，尽管他们大多有着中专甚至大学的学历，但翻开他们的第一学历，能有个全日制的高中学历已算是相当不错了，初中高小之类的更是比比皆是。这当然怪不得他们，是国家高等教育一度出现断层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他们纷纷获得了高学历，虽然他们的学历只要集体为其垫交足够的学费甚至勿需上学便可以轻松获得，但他们毕竟已是具有高学历的干部了，即使有再高的学历限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的提拔使用，眼瞅着有不少人蹭蹭地升了上去，虽然绝少有人冲破副县级这个关，毕竟曾主政一方不虚此生。尽管如此，他们确是那个年代忠实执行党委政府决议的一群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