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下)】
【有益补充与发扬光大】
【重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在中国,禅学思想几乎解释为佛学,佛教。看看禅学思想的拥趸是如何身体力行的表现出世入世善行的!
【1.佛教慈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现代中国佛教史,是中国佛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阶段< hrf="./" trgt="_blnk">神级觉醒全文阅读>。现代中国佛教的这种历史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政教关系、佛教制度、佛教理论、佛教文化和宗教实践等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佛教的慈善观念上。而“返本开新”正可以概括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主要特征——既是对佛陀创教和大乘佛教精神及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自觉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创新性阐发。本文限于篇幅,并不是要全面地论述中国现代佛教的慈善观念,而只是集中阐述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这一“返本开新”的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从而展现其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佛教从产生时起就非常重视布施的功德,如《长阿含经》中有佛告阿难修善积功以获得福报的重要性,指出布施、持戒和禅思是获得福报的三大因缘。《中阿含经》则指出“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的意义,积极提倡“常好布施,欢喜无悋,不望其报”的思想。
佛教从传入中国的初期开始,就在济贫赈灾、治病救人、戒残杀等方面做了许多服务于社会的慈善事业。佛教界之所以从事慈善事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得到王公显贵的厚给和僧祇粟制所带来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大乘佛教六度精神的要求。到了宋代,佛教界还积极宣传做慈善事业对于现世消灾得福和对于来生有好着落的重要意义。(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载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九《佛教经济研究论集》第19—32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界逐渐自觉地认识到,要振兴明清以来极度衰落的佛教文化,唯有继承和发扬释迦创教以来的优良传统,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这其中,继承和发扬佛教的六度布施精神,积极兴办服务于社会人群的慈善公益事业,成为比较普遍的共识。民初由欧阳渐和李翌灼等最早成立的现代佛教团体——佛教会,明确地将救济、劝善和化恶作为世间的三大事业。他们还在《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中,将赈饥、援溺、治病、保赤、救灾、济贫、扶困、利便和劝俗戒杀戒盗等,看作是救济社会的必要工作。佛教会因此得到孙中山的充分肯定和亲自批复立案。(参见《佛学丛报》1912年第2期,《专件一》第1-13页。《专件二》第1-2页。《专件三》第1-2页。《专件四》第1页。)后来相继成立的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中华佛教总会等,都竞相将兴办慈善公益作为其主要事业之一。
首先,慈悲之道是佛教的宗旨,因此,兴办慈善事业是佛教徒的天职。其次,兴办慈善事业,既彰显佛陀入世救世主义,又有益于人民生计和国家和平,以尽国民之义务。其三,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是先行财施以解除生活困苦,再行法施以解决生死大苦。其四,菩萨要福慧双修,研究佛学也应兼办佛教慈善救济事业。
【2.旅游经济】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的主要载体——佛教建筑大多与中国的美丽山水相结合。这笔有形的遗产和无形的佛教文化逐渐成为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
【佛教与旅游的关系密切】
一部分佛教艺术和佛教活动是旅游资源。佛教旅游资源包括佛教物质景观和佛教礼仪活动两大部分。佛教物质景观主要是两千多年来的佛教艺术遗产,如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佛教绘画、佛教文学经籍等。佛教礼仪活动主要包括佛教的佛事,如念经、供佛、放生等,佛教仪式,佛教人事和佛教节日等方面。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以及三大石窟等现以成为引人注目的佛教名胜。佛教建筑之所以美,除了其空间艺术之美外,诚如基督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纳所言:“是由于神住在里面。”各类佛教活动之所以吸引游客,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人与神的沟通。
佛教文化与旅游互有渗透互相促进。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旅游消费行为方式和审美特点,渗透在人们的旅游过程中。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它对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带动了这些方面的发展。交通、住宿条件的改善,方便了香客的朝拜活动。同时,佛教文化的旅游开发能使佛教文化得以更好地保护和彰显。
【3.文化教育】
对大乘佛教积极救世利人精神的极力弘扬,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佛教界最强大的声音< hrf="./" trgt="_blnk">我的大脑有狐狸精TXT下载>。正是在这种声潮的影响下,佛教界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最值得注意有两点:
其一,慈善事业被看作是“佛教的基石”,也是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的工作。
其二,慈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观点。
慈航肄业于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闽南佛学院,长期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佛教革新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和推展人之一,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法利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慈航于太虚大师去世后,在马来西亚接法于圆瑛,从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激进与保守两大派系的都最有关系之一人。他也是抗战胜利后赴台弘法最早的大陆高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创办并主持了台湾现代第一个僧教育机关——台湾佛学院,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四十年代末来台的大陆青年僧众,包括后来著名的星云、煮云、自立、妙峰、幻生、印海、会性等等,成为影响现代台湾佛教文化复兴第一人,至今仍在重要的影响。正如他的闽南佛学院时期的同学东初生前在纪念慈航时所说:“大陆来台的大德法师,不论长老,或是青年,虽各有机缘不同,然要以成功而论,当以他为最成功者。他留在人的心里,无论出家众,或是信众,都是深刻而景仰的印象,特别是台湾同胞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东初《敬悼慈航老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70页。(台湾)弥勒内院、大乘精舍1998年。)
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如印顺、如星云、如证严、如圣严、如惟觉,等等,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并以慈善与文化、教育并列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贵宝财富。
其三,提升中国佛教的社会与国际地位,亦将佛学研究从传统仅重视义理的阐发,转为重视与原典语文对读能力以更贴近佛法深义的研究方向,进而也带领佛教界将国际学术的研究态度引入中国佛教教育工作,以培养出更多具深度与广度的佛教人才。
何以圣严法师如此坚持?其最大的动力来源,即是面对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佛教僧俗二众教育水准的低落,特别是佛教教育水准的普遍缺乏,甚至为外教公开挑衅、抨击,深感一定要极力推动佛教教育,特别是佛教的高等教育,以期培养更有佛学素养的僧俗人才,藉此改变一般人对佛教只有经忏佛事、经忏僧的刻板印象。圣严法师在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持的办学理念,一则强调具备基本的佛学研究能力(如佛典语文能力)、二则培养不同领域的佛教人才、三则聚集各方人才以培养专才、四则重视国际性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圣严法师一再与研究所师生强调:“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的学习精神。
本论文主要以历史研究法,运用台湾佛教历史、历年佛教杂志文稿等,以之探讨: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看法,以及法师接受张其盷的邀请,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担任佛学研究所所长至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综观这些过程与成果,的确是足以成为探究七、八十年代,台湾佛教高等教育发展概貌的最佳范例。
【禅宗思想对现代世界思想的深远贡献】
本世纪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潮,无疑是存在主义的流行与分析哲学的兴起。恰恰与此同时,禅宗思想也逐渐地传入西方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东西文化的交流很自然地引起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以某一方思想来解释与比附另一种思想,尤其是把禅宗解释为一种西方思想。恰如佛学初入中土时的“格义”风气一样,这样做是必然的,而且有利于禅宗在西方播种、扎根,但无疑也难以避免地掺杂了某些误解和无知。本文试图通过对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浅析,对照出禅与西方思想的具体差异,力求拂去对禅宗宗旨的曲解和忽视< hrf="./" trgt="_blnk">天下无双:王妃太嚣张最新章节>。
【1.自由选择便是祖宗精髓的误解】
存在主义本质上是对外部束缚与异化的抗争,同时又是对自由与自我的追寻。资本主义把人们丧失精神家园的困境不加掩饰地昭示出来,而残酷的历史又迫使人们承认所谓的真善美不过是自欺的借口和欺人的手段。正当人们在一战后流离彷徨时,存在主义蓬勃兴起。它高扬自我的旗帜,追求绝对的自由,主张只有主动选择的个体才是唯一的真实,也只有这种超乎一切的选择才是人的自由。它摈弃一切偶像的精神和对自我与自由的无限向往,往往被同禅宗呵佛骂祖的门风以及寻求终极解脱相提并论,甚至于发展出一种认为自由选择便是祖宗精髓的误解。事实上,尽管二者语辞相近,但是在见地上有着莫大的不同。
存在主义认为,人之所以与世沉浮,是因为他迷失了自我而认同于大众。觉醒的关键是认识到,每个人的本质都是由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因此它是绝对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这即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是否就可以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本性昵?这是一个极容易犯的错误。禅宗指出,人之所以沉沦,不在于他先天具有与他人相通的本性,而是在于他没有觉悟到自己的本性。虽然他对自性的觉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但一旦觉悟,他即会明了所有存在的本性都是一致的,正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正因为这样,一个真正的禅者是不会追求刻意之奇行的。存在主义的错误,首先在于认为有一个可以自由进行选择的、独立的主体,这是“我执”;其次,认为人的选择可以没有根据与规定,“选择”成为实实在在自足的存在,此即“法执”。人我一分,个体当然即刻会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与冲突。越强调自我,越发觉自我处处受到制约;越强调选择,越发觉选择的自由是如此微少;越重视自由,越体会到随之而来的焦虑与恶心。最终,它所以为之奋斗的目标统统沦落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名词。
【2.对真问题、假问题的划分】
但应该指出的是,分析哲学对真问题、假问题的划分本身就很成问题:如果这个界限是无意义的,那么就不能对真问题的范围加以限定;如果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它便不能陈述假问题。西方思想近来的发展也一再说明了这一划界的错误,但指出任何真问题都不可能存在的,却只有禅宗。
就禅宗的究极来说,但凡问题都是假问题。诸法实相离四句、绝百非、一尘不染,哪有什么问题呢?只有内证自性,便是“不受人惑的人”,明了法本如如、迷人自扰。一旦开悟,染净问题、真妄问题、生死问题……等诸多对立,虽然没解决,但却已被彻底消解掉了。也就是说,一切问题在被回答之前就消失了。
与此相比,分析哲学的消解便是很不彻底的。它只是在理智中劝说人们不要关注理智无能为力的价值问题、自由问题,但这些形而上问题仍困扰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禅宗却不同,它对问题的消解带给人以真实的“受用”,是整个心灵的宁静与澄明。它潜入到人内心的深处,一举打破妄念的源头,其中的复杂与艰难岂是靠狭隘经验与思量所能设想和推断的。
综上絮絮所言,本文试图说明的,不过是这样一点:禅宗再超佛越祖,它也是整个佛法大系的一部分。如要使对禅的理解不至于发生偏差,还应从经藏中找依据,从整个佛学背景来理解。在当前,还没有什么其余的思想可以恰当地诠释禅宗,如果舍弃经论,靠自家脑筋计度,以某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来附会禅宗,即便不入鬼窟,也终会两眼茫茫、不知所以。正如《圆觉经》所说:“以思维心测度如来境界,如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以上对西方思潮的评判,只是两个浅近的例子而已。
【综述】
禅学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尤其是作为隋唐哲学的重要部分,对其他哲学流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倡导的不信权威、不信经典的口号,曾为一些进步思想家如李贽、谭嗣同等利用,以攻击封建正统思想;它宣扬的唯心主义心性学说,为宋明理学家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吸取,成为理学唯心主义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
禅是大地上最最诗意的存在,诗歌是禅最最自然的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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