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是追击南昌起义部队的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乘李济琛的第八路军因为进攻南昌起义军而损兵折将大伤元气的机会，一举占领广州并站稳了脚跟。而李济琛不甘心失去广东的地盘，重新集结兵力，兵分两路，集中在广西省梧州地区，和广东东江地区，准备东西对进，夹击广州。张发奎则急忙将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主力调往广州西面的肇庆地区，和广州东面的石龙地区以防御桂系军阀的进攻，第二方面军第五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随时准备增援。
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张发奎驻扎在广州的力量也因此几乎被抽调一空，只剩下第四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第二师第三团、炮兵团和一些警察。而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个营是由共产党所掌握的。中共广东省委在省委书记张太雷主持下决定乘机举行广州起义，并成立了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叶剑英为总指挥的起义总指挥部（真实历史上因为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被李济琛的第八路军击溃，叶挺带领部分被打散的部队参加了广州起义，并担任了起义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副总指挥）。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起义正式发动，以教导团和警卫团三营为骨干，会合了工人赤卫队三千余人和从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赶来的农军一万五千余人，总兵力达2万余人。但真正有战斗力能打硬仗的其实只有教导团和警卫团三营不到两千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起义军彻底占领了广州市区。其中敌军抵抗最为激烈的是第四军军械库。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逃离广州，与珠江南岸的第五军军部会合。第四军军部的留守人员见起义部队人多势众，就撤离到了第四军军械库坚守。留守军械库的部队并不多，只有一个加强连一百六十余人。但是留守部队打开了军械库，用五挺粤造水冷式重机枪，和十二挺粤造麦德森轻机枪构成了上下左右，立体交叉的火力网。进攻军械库的两条马路完全在火网的笼罩之下。警卫团三营加工人赤卫队一部和三千农军几次进攻都被敌军的轻重机枪火力击退。警卫团三营伤亡了近半个连，工人赤卫队虽然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但和正规军毕竟不能比，有两百余名工人赤卫队队员倒在了冲击的路上，死伤最为惨烈的还是农军，由于没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装备也很差，除了少量的火药枪大部分还是大刀竹矛，只是凭借着勇气冲锋，在敌军机枪的密集扫射下死伤累累，两条马路上躺满了农军血肉模糊的尸体。
在广州市区全部被起义部队攻占后，总指挥叶剑英看到第四军军械库久攻不下，调来了教导团主力和从炮兵团缴获的三门粤造七十五毫米野炮（仿德国FK16式野炮）前来增援。三门粤造七五野炮在守军机枪的射程之外，一字排开，用一分钟九发的最大射速把近六公斤的弹丸抛到了守军的机枪阵地上，一轮三发急速射后，就看到守军机枪阵地上火光连闪，人的残肢和机枪零件带着血雾在天上翻滚。第四军军械库里虽然也有两门粤造七五野炮，但是守卫军械库的部队里却没人会使用。随着一个又一个机枪阵地被连人带枪地轰到了天上，守军的士气逐渐降到了冰点，当最后一挺重机枪被轰成零件状态后，守军终于放下武器投降。尽管起义部队接受了守军的投降，但是守军指挥官和活下来的几个机枪手却被愤怒的农军活活打死。要不是教导团的及时阻止，已经放下武器的守军官兵恐怕一个也活不了。
第四军军械库的被攻克，使起义部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在原先的历史上军械库到最后也没被攻克），光粤造元年式步枪（仿德国毛瑟1907年式步枪）就有五千余支，粤造麦德森轻机枪七挺，原有的重机枪则全被野炮轰成了碎片，七九口径子弹二十余万发，粤造七五野炮两门。缴获的枪支弹药很快就武装了全部的工人赤卫队和部分农军。极大增强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次日，张发奎调动广州外围的第四军主力三个师和第五军一个师从东西南三面向广州反扑。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整整一个白天的残酷巷战让敌我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参加起义的一万五千农军部队只剩下不到五千人，三千工人赤卫队也伤亡过半，作为主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三营还剩下不到一千人。省委书记张太雷在一个街垒前被流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张发奎进攻广州市区的四个师里有两个师被打残失去了战斗力，另两个师也是伤筋动骨，各损失了近一个团，但是张发奎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压往广州市区，起义部队却以快要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为了保存力量，叶剑英率领起义部队从广州突围，进而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共五千余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城市起义，成千上万起义军的尸体告诉中国共产党人，象苏联那样以城市起义为主的十月革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广州起义的教训之一就是没及时把起义部队转入农村地区，使起义部队遭到了不该有的损失。广州起义之后虽然在中国各地还是有此起彼伏的起义暴动，但是城市起义却不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逐渐走向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政治局常委张太雷在广州起义牺牲，会议增选罗亦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从二七年四一二开始到二七年年底广州起义为止的成果和教训，批评了前一段时间要求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也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思想指导）。由于和共产国际总部失去了直接的电台联络，这次会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干扰。至此，从二八年开始，全国范围的盲动性武装暴动趋于结束。会议决议由国际交通员绕道香港送到了莫斯科，在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议题中，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议案。
文昆凛并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这一会议，他更不知道由于他这只蝴蝶在这个时代扑腾的翅膀，在二八年初，驻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避免了最大的一次损失。在原本的历史上由于调查科细胞的渗透，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驻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央农委，江苏省委，上海工联总会秘书处，省委交通处，浦东区委等二十余处重要机关被国民党调查科破坏，包括在中央组织部长陈乔年（陈独秀次子）在内的二十余名党的高级干部被捕。而在这个时代里，由于文昆凛的建议，上海地下党很早就开始防范细胞的工作，并为此专门组建了特科政治保卫科。文昆凛更亲自挖出了江苏省委的细胞，并亲手处决了两名叛徒。这些措施和努力使调查科细胞渗透效果大打折扣，只破坏了上海地下党的三个支部，而且破坏行动之后，原来潜伏的细胞很快就被特科政治保卫科排查发现，进而被秘密裁决。那些曾经可能的辉煌，就这么消失在无影无形之中，再也无人知晓。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