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僚们死得那么惨，军法处特务们不敢怠慢，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来勘查现场。现场并不复杂，很快吴群力的手下就前来汇报勘查结果，“二名司机首先被人徒手格杀，然后，侦缉科长和手下共六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了三个方向的火力伏击，六人全部中弹死亡，看枪伤基本是7.63毫米子弹留下的，伏击者用的都是驳壳枪，在马路中央有轮胎摩擦马路的痕迹，伏击者至少有一辆车，但是由于大雨，轮胎痕迹已经被冲刷得模糊不清，无法判定汽车种类。侦缉科长前去搜捕的志安坊109号有搜查过的痕迹，但里面空无一人，所住的共党疑犯应该已经逃逸。虽然不清楚是在侦缉科搜查前就逃脱的还是在侦缉科被伏击后逃脱的，根据侦缉科被伏击这件事本身来看，伏击后逃脱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如果事先就已经逃逸的话根本就没必要去伏击侦缉科。同样因为大雨，马路上人烟稀少，没有找到枪战目击者。但是根据住在附近的居民说，枪虽然打得非常密，时间持续的并不长。有的说一分钟，有的说三分钟，有的说不清时间只感到一会儿就结束了，侦缉科长他们尸体上的武器证件都没找到，但是侦缉科长和科员小刘右手有火药味道，应该是开枪还击过，伏击者伤亡无法判断。总之伏击行动作得干净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吴群力越听越烦，“那伏击的人到底是谁？有没有留下可以追查的线索。”
汇报的手下小心翼翼的回答，“这次侦缉科是在搜捕志安坊109号的共党疑犯后被伏击的，从这点来看，是还残留在上海的共党分子所作的。干这事的是老手，除了子弹壳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们暂时还没找到可以追查的线索。”
“废物，我们死了八个人，你们却找不到一点线索。你们都是看什么吃的？”吴群力破口大骂。
“。。。”
虽然吴群力竭力驱赶手下追查，但是由于现场留下的线索实在太少，军法处最后只能收尸之后悻悻收队。
连夜，上海的军警特三方面召开联席会议，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负责人陈群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中清党委员会的CC系（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特务派系）特务提出从此次的北四川路伏击案和六月二十六日的杜梅路劫囚车案来看，残留上海的共产党分子很可能组建了一个专门负责反抓捕的组织，这意味着今后的抓捕行动中，共党分子不会像以前那么束手就擒，遭遇到的抵抗可能会非常激烈。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有红队的存在（只是意识到有这可能性，并没有任何具体情报），这次联席会议直接导致催生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成立，原本历史上要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才会成立的这个国民党第一个正规和专业的特务组织也是中统的前身组织，在文昆凛引起的蝴蝶触须的逗引下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就提前成立，在该科之下设有情报工作总部，负责全国清共斗争工作。党务调查科成立的当天就把上海作为调查科的重点工作地区，在上海设立党务调查科上海情报工作部，把上海地下党作为打击对象。由此拉开了共产党红队和国民党调查科连年血战的序幕。
而同一时期上海地下党方面也作了组织结构上的变动。周恩来对初成立的红队连续两次成功武装营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非常满意，文昆凛的特工才能和现场指挥能力也得到了周恩来和陈赓的肯定。文昆凛在成功救出赵世炎后，再次向周恩来和陈赓提出上海地下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不光是基层的党员，党的高级领导层也要严格执行。这两次陈延年和赵世炎的被捕，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单线联系而被叛徒出卖所造成的。即使上海地下党高级领导层要举行会议，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也要临时通知，而且通知的时间要尽量接近会议时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泄密。万一有人没有准时参加会议，会议要马上取消。周恩来采纳了文昆凛的提议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在上海地下党严格执行。
四一二起义之后，上海起义军在苏北虽然站稳了脚跟，控制了以盐城阜宁地区为中心的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但是，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来说苏北的上海起义军就好比插在喉头的一根刺，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除了原来驻扎上海的第二十六军大部，蒋介石又调来了号称嫡系中嫡系的第一军第一师开往江苏，准备消灭苏北的上海起义军。
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也已经越来越倾向和蒋介石同流清共，隶属武汉政府的宜昌夏斗寅、长沙许克祥相继发动叛乱，湖南湖北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大杀农会成员，陈独秀却依然坚持一贯的妥协政策，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改组，由陈延年、李维汉、周恩来、赵世炎、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历史上不同的是张国焘和李立三没有担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而由原本应该已经牺牲的陈延年和赵世炎代替了他们），陈独秀被停职。
为了缓解上海起义军的压力，并对国民党进行军事反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周恩来赶赴南昌，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指挥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临走前指定由陈赓具体代理负责特科工作并仍然兼任红队队长。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