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几乎每个教学日都是我和李蓉最晚回家。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李蓉。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较劲儿，看谁把学生留学堂留得最晚。我讨厌李蓉尖起嗓子教训她的学生，讨厌她手舞足蹈没一点女教师应有的娴雅体态，讨厌她讲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会罗里罗嗦讲半天，可偏偏我跟她都是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而且办公桌挨得最近。
昨天晚上其实我没必要把一个女生留到6点32分才放她走，也没必要把排在她后面的一个男生留到6点45分。假如李蓉早半小时处理完她的留学堂的学生，那么我和我的学生都不会晚回家。我想假如时间早，假如天还没黑，这件事一定不会发生。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我一点都没想到李蓉会跟我找一样东西。这时留学堂的学生都走了，只留下我和她慢慢收拾自己的办公桌，且看谁先走出办公室。我们在人多的时候会一起说话，甚至有时彼此还会开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单独相处时，就像两条鱼一样沉默，一点声音也没有。
李蓉突然在背后问我：“白老师您那儿是不是有一架手摇唱机？”
“有呀，有一个，李老师。”我很惊讶李蓉主动跟我说话。“可惜它老掉牙了，早转不起来了。”
我不明白李蓉打算给她的学生演示手摇唱机，对她的数学课有何帮助。李蓉没有解释。我也没有追问。接着我领李蓉去学校杂物间的时候，外面完全黑了。这时我才发现，前后两幢教学楼，就我们办公室还亮着灯。
杂物间在二楼拐角处。我所保管的所有被淘汰的物理教学用具，全都堆在这里，所以我有它的门钥匙；而且据我所知，全校就我一个人有。李蓉跟我讲她男朋友是搞音响设备的。说她男朋友可能会把这架老唱机修好，叫它起死回生。
我们发觉不但走廊上的廊灯坏了，而且杂物间的日光灯也启动不起来。两根日光灯管像鬼火一样幽幽闪烁，另两根干脆就亮不了。我说我知道那个唱机搁在里面的哪个地方。我说里面黑而且灰尘多，李老师您站在外面我一个人进去。没想到李蓉仍跟在我后面往里走，根本就不怕里面有没有老鼠，有没有蛇，有没有鬼。
几扇窗户都给黑窗帘遮住，但门口的微弱光线，能反射到最里面。大约只过了十秒钟时间，我的眼睛就完全适应了屋里的幽暗环境，甚至能看到一根废弃的电话线。我把电话线拿在手上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我脑子里有一股潜意识，驱使我拿它套在李蓉的脖子上。
大约只过了两个十秒钟时间，李蓉就完全放弃了挣扎，接着伸腿吐舌，一动不动了。待我确信李蓉已经死了，没呼吸了，心脏不跳了，我才看了看我的手机时钟，时间是6点56分。
接着我把李蓉的尸体塞到一个纸箱里，然后用那架积满灰尘的手摇唱机，压住纸箱盖。现在天气冷了，尸体不会很快腐烂，因此我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它。
当我一个人走出学校大门时，门房老张叫了声白老师跟我打招呼。
我坐533路公交车回家。车上乘客不多，我一个人坐后排座位。看着窗外路灯下一闪而过的不少古怪树影，我突然想到一件麻烦事情。假如门房老张断定李蓉今晚没走出学校门，而且假如李蓉的学生和我的学生都证明李蓉至少在6点45分之前还在办公室里，那么只要有人发觉李蓉失踪，警方必定把我列为头号怀疑对象。
有没有必要在处理李蓉尸体之前，先把门房老张处理掉？
这件事我想了一晚上，彻夜难眠。
有时候我们应该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想得危险一些。假如事情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危险，你就会如释重负，松一口气。奇怪的是第二天没人讲到李蓉。第三天也没人讲她。李蓉的办公桌一直空在那里。李蓉的数学课由步老师替她上。现在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李蓉已经跟董婉芬校长请了假，这几天不来学校了，而恰好这时候我杀了她，所以也是单身的她就没人过问了。至于她为何请假，请几天假，我不便问学校是不是？
下午下课的时候，我装出闲走几步的样子，走到二楼见几个男生躲那儿抽烟。因为不是我班上的学生，我装作没看到没说他们。这几个学生就靠在杂物间的窗户旁。好像也靠过里面那扇门。
现在我得一心考虑如何处理李蓉的尸体。既然我手头的王水不足以溶解一具女尸，那么我得想办法把它运出学校，安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此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不再想这件事了。
我最熟悉的一件事情是，如何教学生做高考物理题。至于如何给被害尸体寻找一个安全放心的存放地点，我得仔细斟酌才行。这几天我不再留学生留得很晚。再说没了跟我较劲的李蓉，我不必继续苦孩子而且苦自己。
天没黑我就回家，随便煮一碗面就看侦探书。一面煮一面看。接着一面吃一面看。我从书店里买来*本外国侦探书，其中有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和法国的。可是当我一次次通宵达旦地看完一本或两本侦探书后，却怎么也得不到举一反三的灵感冲动。也就是说，我无法从那些侦探书中得到应有的启发，那些书中的无数犯罪智慧，好像只是天边的星星一样，跟我的物理距离非常遥远，点不亮我内心的悟性火花。这种情形，多少有点像我班上的差生做物理题那样，哪怕是一道最简单的热力学试题，你苦口婆心讲半天也像呆子一般毫无反应，木呆呆戳在你跟前，心里想其它事情。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