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岭的陈家大祠堂已经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新四军军部大礼堂，常常举行欢迎国际友人、记者、作家和从大城市来的慰问团等盛大*。
1939年3月12日，这里为欢送周恩来举行文艺演出。
礼堂气氛热烈，装饰一新。两边墙壁上陈列着一幅幅大型彩色布画，鲜活的战斗画面，犀利的表现手法，使新四军浴血抗敌的悲壮跃然布上。演出之前周恩来入神地看着，在每一幅画前都忘情驻步。布画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的发明，这种便于携带，便于展出的大幅布画流动在战场、乡村、城镇，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士气，宣传群众，使文化成为战争的助动力。周恩来在一组线条洗练，构思新颖的漫画前极有兴趣地说：“深入浅出，明了易懂，而且又很吸引人。谁画的？”
一个二十多岁，头发金红，鼻子高翘，眼睛黑里发蓝的女兵站在周恩来面前：“我，孙从尔。”这个绰号“洋鬼子”的孙从尔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回国后到皖南写生，途经云岭见到新四军被吸引了，就地穿上军装成了女兵。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介绍了孙从尔，接着说：“我们这里名人很多，翁毅、卢芒、尖峰，有的是着名画家，有的是教师、教授……”朱克靖还没说完，演出开始了。
原来准备上演反映西安事变的多幕剧《圣诞节之夜》，但是临近演出，顾忌到这一出“捉放曹”与统一战线有悖，便改为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
周恩来16岁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活跃于南开剧社，他出演的话剧《一元钱》曾倾倒天津观众。这位具有全方位才华的*高层领导现在被新四军服务团的演出倾倒。独幕剧《一家人》、《红鼻子参军》，诙谐热烈，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最后一计》表现的是身陷囹圄的父子，在日寇的淫威下儿子发生动摇，父亲亲手毒死自己儿子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演员李增援是戏剧专科毕业，当剧情发展到高潮，父亲毒杀儿子的时候，他那悲痛与仇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从双目射出，震撼全场，周恩来流下泪水。
1939年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鼎盛时期，人员从1938年的200人发展到400多人。延安的演剧队、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成了进步青年和文艺界有识之士的向往。来自国内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专科生、华侨一批又一批，汇集了海内外人才。他们既能演陈白尘的多幕剧《魔窟》、曹禺的《日出》，也可以自编自导。自编自导的节目、剧目既可在正规的舞台演出，也可在街头、村口演出。同时，他们每个人又都是“*”队员。上台演出，下台坐在群众的床头说抗日，谈救国。新四军服务团影响很大，部队穿便衣活动晚上求宿，老乡吃不准他们的身份，就请唱支歌，老乡们认为会唱歌的就是新四军。
一年多来，新四军的成分迅速地发生变化。从山上下来的游击队员在频繁的战斗中牺牲了十之七八，代之而来的江南、皖南、皖中的青年，很多都有些文化。尤其是来自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新成分，文化水平在高小以上的更多。华中的版图上，新四军以夺目的亮色向外辐射，感受这种辐射最强的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荟萃着中国的精英，中国的命运和新四军的出现使他们做出了最严峻的抉择，薛暮桥、沈霁春、沈其震、崔义田、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贺禄汀、王阑西、孙冶方、彭康……先后来到新四军。这些享誉中外的经济学家、生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博士、作家、音乐家……如同种子植入沃土，生根、发芽、繁殖……新四军在这种科学文化经济的强劲催化下，萌动着，爆发着近代化军队的生机。1938年底美国着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新四军，为中国有这样素质的军队惊愕，兴奋地喊：“哦，我简直爱上你们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