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毛泽东正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写那篇着名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几个警卫员像绑架一样把他拖进了防空洞。
爆炸声裂天滚地，毛泽东生气地挣脱警卫的手，走出来站在洞外，双手叉腰望着一股股烟柱：“欺人太甚！”
这年的2月，毛泽东就提醒边区政府组织防空指挥部，组织群众依山挖防空洞，加强防空训练。但是世代居住在陕北高原的人们只见过飞过天上的大雁，对一袋烟的工夫飞机能飞几百里的宣传，他们憨笑着摇头。防空工作一直没能开展起来。
轰炸还没结束，毛泽东抓起电话，要通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火速组织救护队，抢救受伤的群众。还有，赶快调查被炸情况，一定把抚恤死难者的工作做好！”刚放下电话，又抓起来：“明天敌人的飞机可能还会来轰炸，这样的麻痹大意再不能发生了。一定动员城内的机关、学校和群众连夜疏散到城外的山沟去。对不愿走的群众，要做好说服工作。”
果然，第二天一早，7架日本轰炸机又把延安轰炸了一番。
延安是宋朝明将范仲淹镇守过的边塞古城，自隋大业三年，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走入近代，这座边塞古城渐而被漠视、忽略，像满坡生长的茅草，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凄凉。陕北百姓被每日的吃喝逼得喘不过气来，除了他那几亩黄土地，一切都不感兴趣。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是一团雾，他们懂得不多，关心更少，任何十里以外的地方都是“老远的”，任何两年前的事，都是“大以前的”。这里的路是他们的脚踩出来的，计算日期根据日头的移动和月亮的圆缺。他们不明白政府有什么用，在他们看来地主是主宰一切的。他们不怕世界大战，只恐惧土匪和阎锡山。毛泽东和红军跨过了18座高山，渡过24条河（其中有几条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通过12个省，6个少数民族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1月13日走进延安时，市面冷清，经济萧条。黄土崖下的窑洞、街上的民宅破旧不堪，也许是宋朝产物的“木街”坑坑洼洼，两旁的店铺半卧于地，倒是有一两座木结构的飞檐酒楼，是唐宋画中常见的那种带画廊的酒楼，也摇摇欲坠，如垂暮老妇。只有那矗立在嘉岭山的唐代九级宝塔和宋代兴建在清凉山上的万佛寺还可见古城一斑。
一年后，成为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总指挥部和战略后方的延安变得生气盎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小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的精华，给这座古城注入了新的生命。边区的百姓也知道了抗日和他们的关系，知道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知道地主原来是那么微不足道，知道黄土高坡外还有个很大很大的世界。
这座昔日像茅草一样不显眼的边城，不但吸引着中国向往光明的人，那黄土山崖上的窑洞，还住进了不少高鼻子的外国人。一位给自己取名叫王安娜的德国女革命家，称那些红军战士是看上去“让人激动、心跳的人”。她和周恩来谈长征，周恩来说：“那是和死亡赛跑。”她感慨万分。她给被国民党曾经称为“土匪头目”的共产党领导人“画像”：周恩来“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人格的魅力”；朱德“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虚，是一位可亲可近的父亲”；刘少奇“深沉得像无底之渊”；毛泽东“不像朱德那样，混在人群里不引人注目。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的制服，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他是个普通人，又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