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
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
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
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有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有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有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有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满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主持编订的《明史》卷309《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关于“张献忠”的记载是这样：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议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献忠既诛，贼党可望、能奇、文秀、定国等溃入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后皆降于永明王。”
除了清朝官修《明史》是如此记述之外，从明末至清朝康乾，中国文人对于张献忠率军入蜀史事的记录极多，例如：欧阳直《蜀乱》（又名《蜀警录》）、《纪事略》（原名《献贼纪事略》，作者姓名不详）、《蜀记》（作者姓名不详）、《蜀难叙略》（作者：沈荀蔚）、《孤儿吁天录》十七卷（作者：明末清初杨山松）、《鹿樵纪闻》三卷（作者：吴伟业）、《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蜀龟鉴》（作者：明末清初刘景伯，又名“刘石溪”）、《五马先生纪年》（作者：明末清初四川简阳文人傅迪吉）、《荒书》（作者：四川新繁人费密）、《蜀难纪实》（作者：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后鉴录》（作者：毛奇龄）、《滟?囊》五卷（作者：清初四川通江人李馥荣撰、刘尧草）、《蜀碧》四卷（作者：彭遵泗）、《寄园寄所寄》卷九（作者：赵吉士）等。又：《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石匮书后集》、《罪惟录》、《爝火录》、《南疆逸史》五十六卷（作者：温睿临）等明末清初私人著史都有述及张献忠农民军入蜀的史事。
1959年出版的《晚明史料丛书》汇集了《石匮书后集》、《南疆逸史》、《纪事略》、《野史无文》、《甲申纪事》、《恸哭杂记》、《南忠记》；浙江人民（古籍）出版社
在1983年4月出版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汇集了《流寇志》、《太和县御寇始末》、《荒书》、《孙传庭疏奏》、《豫变纪略》、《卢象升疏牍》等多种资料，为当代中国史学家研究张献忠农民起义史提供了丰富借鉴。
2002年4月，巴蜀书社出版了由何锐等人校点的《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其中收录了《张献忠陷庐州纪》（作者：明末余端紫）、《滟?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等史书。
对于上述明清文人著作的史书，我都未能全都读到原文，只是从互联网上查索到一些资料（上述明清史书的一些原文以及作者生平资料），阅读了《张献忠的第五次入川》、《杀掉一切抵抗组织：张献忠屠蜀的真正元凶――满清》（作者网名：毛瑟98K）、《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天涯杂谈』杀光四川人的是清军，而不是张献忠！》（作者网名：黄河流域）等文章，获得很大启迪：
（一）上述史书著作者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所著的是其在四川亲历战乱的见闻，一类所著的是转述他人传闻。在四川亲历过战乱的作者有：欧阳直、沈荀蔚、杨山松、傅迪吉、费密，转述他人传闻而又曾经为清廷所用的文人有：吴伟业、毛奇龄、彭遵泗。
欧阳直作为明朝士人，在公元1644年之后，曾经在大西政权举行的考试，落榜后仍被吸收到大西军中作书记工作，后来刘文秀被南明永历帝封为蜀王时，还说他“颇涉左文，史性谨厚”，推荐他以郎中兼翰林院检讨。此人能够在后来著书，正好证实张献忠并非滥杀无辜到发疯程度，否则，欧阳直就不能存活。
了解沈荀蔚、杨山松的生平经历，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极恨张献忠，因为：沈荀蔚之父“沈云祚”是明廷派到四川华阳县的知县，在张献忠大军攻城时候被杀，沈荀蔚青年时代的苦难正是张献忠大军入川造成的；杨山松之父是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正是因为追剿张献忠农民军入蜀才会气急而死，又因为杨山松之祖父“杨鹤”任陕西总督招抚农民起义军不成而丢官、入狱、病死。所以，杨山松对农民军首领是非常痛恨的。
吴伟业作为明清两朝官员，对于导致崇祯政权颠覆的农民军是非常痛恨的（与其持有同样态度的著名文人还有冯梦龙、凌朦初），他的文学才能甚高，但是没有在四川亲身经历过战乱，所撰史料都是根据传闻而作。
毛奇龄也没有在四川亲身经历过战乱，他著《后鉴录》夸大张献忠杀人的疯狂程度，又参与编撰《明史》，政治立场是亲近满清。
《后鉴录》影响了后辈彭遵泗的著史。彭遵泗虽然是四川人，但他的四卷《蜀碧》记述不是他家族的经历，而且还赞颂满清亲王“豪格”亲手杀死张献忠的事情，同时也反映了张献忠临死前非常悍勇的表现。
（二）上述史书（包括满清审核钦定的《明史》）仅可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不能完全采信。因为上述史书就连“张献忠之死”都众说纷纭，难以取得一致。我在互联网上读一篇学术论文《张献忠的第五次入川》，文中曰：张献忠是怎样牺牲的，牺牲的时间、地点问题，史家各说不一。并且列举了：“献忠以病死于蜀中”（《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可望密鸠献忠而总其兵权”（《明季北略》）、在抗清斗争中被汉奸“马科”发箭射死（《明季南略》）、“张献忠死成都”（《明季南略》）、在西充抗清战斗中为叛徒刘进忠等所带领的清军前锋统领朱里伊麻和护军朱克书所率领的部队“飞矢”“贯胸”（《滟?囊》）、被清军护军统领鳌拜所杀（《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被豪格亲手射死（《清史稿?豪格传》和《蜀?日记》）、被“善射者”射死（《绥寇纪略》、《寄园寄所寄》）、在与清军作战中被清军中的蒙古章京雅布兰射中左胸（《蜀碧》、《蜀破镜》、《蜀龟鉴》、《客滇述》、《荒书》、《献忠屠蜀》、《小腆记叙》、《小腆纪年附考》、《井蛙杂记》、《清史纪事本末》、清咸丰《云阳县志》、民国《荥阳县志》）。
（三）《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的第一大部分是“从明代四川人口的分布看张献忠屠蜀”，指出：《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也就是张献忠第五次率军入川的事情；该文又引用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等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明末清初四川的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费密《荒书》中所述细节，指出张献忠死时，川南、川东、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资阳地区、崇庆州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进而提出对满清的控诉：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四）《杀掉一切抵抗组织：张献忠屠蜀的真正元凶――满清》指出：《蜀碧》、《后鉴录》之类史料，已经被胡昭曦、孙次舟、王纲等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据实批驳过。《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指出：孙次舟先生在论文《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中考证：毛奇龄编造屠蜀谎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馆担任撰修官期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清楚的点明了这一关系。
结论：我不相信蜀地的百姓是张献忠杀的，但我相信那些读书人是张献忠杀的，那些毫无骨气、对满清鞑子摇尾乞怜、为鞑子翻案、毫无廉耻还故作道貌岸然状的文人，他们所在的阶级跟我们现今痛恨的权贵官僚砖家集团有何两样，明朝就是亡于这样的败类太多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