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机会是：上一章提及的湖北省会计协会负责人之一张元奎同志，他非常想调我到他单位协助工作。他虽然和我初相识，但对我在电视剧《五百万》中写了个好会计很欣赏，再者，他向《五百万》投资拍摄时，曾向我提出个要求，让他弟弟张佳奎参加剧本创作并署名，我爽快答应了。于是，他觉得与我这个人好共事。加之，他那个时候新成立了一个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下分7个独立分公司（黄鹤书刊发行社、振兴书刊发行社、特约书稿发行部等），还有一个他正筹办的《书刊导报》社。他之所以能从主持一个会计协会，发展到包容一个总公司和总公司下8个分支，人员近800，各类大小汽车达20多辆，是因为他是国内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主张在发行书、报、刊上――除邮局为第一渠道外，民间可开办公司建第二渠道，这样才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全国人民服务。他这样思考了，亦在武汉积极地实践了，从1980年起，三年三大步，一步赚了人民币100万，三年300万，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资本，并以此做为他的经济基础，把事业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用那时的时髦话说，亦是一个改革开放创新的先行者、排头兵。当然，他在干这新生事业的过程中，受到不少排斥和众多的意想不到的困难。于是他在一个晚上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封信，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请求得到帮助。很快，他收到了总书记支持他开展发行工作上的、以民间为主的、第二渠道的回信。在这封信上，总书记还作了重要批示：高度肯定了张元奎和他的团队“以智力开发智力”的、干事业的经验，鼓励他们要有好心（一心为公的公心），还要有好气（百折不回的勇气）。只要真心实意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奋斗，是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发了消息。这一来，张元奎和他的团队在开拓发行书、刊、报的事业上更跃一层楼，张元奎本人无形中亦名扬全国出版发行界。也就在这火候上，《当代》杂志约我和人民日报记者郭晨写一篇关于张元奎的报告文学。我俩写了，取名《张旋风》，27000多字，不久，发表在《当代》1984年第4期上。大概我为张元奎的协会写了个《五百万》的电视，又参与了写《张旋风》，且很支持他的会计事业和他的总公司、分公司，再加上他和我对改革开放以及许多观念上的看法一致，所以，他动员我到他的单位工作，委任我为他正在筹备的《书刊导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我热情一涌，就答应了。
从电影制片厂调往《书刊导报》社没费什么周折，只是后来才知道，我为公家工作28年的、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人头费、工资没有了。因为由武汉发行联合公司主管的《书刊导报》社，国家是不拨款的。联合公司是集体性质，自负盈亏，还要每月向国家交税。《书刊导报》社自然也属于这一类。对此，我爱人妮娜坚决反对我去导报社上班，说“你这样一定，国家就不给你发饷了，你原来辛辛苦苦工作、挨斗的28年不是打水漂了？如果你仍在作协、电影厂忍着不走，每月工资总是跑不了的，上班又自由。当专业作家、剧作家，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就可以了，且写的稿子还能拿稿费，何乐而不为！”可我不听妮娜的“现实主义”，“若为自由故，什么皆可抛”，既然下了决心，就冒险地走一遭吧！
到了《书刊导报》，我才知道，张元奎原来是请《长江日报》经济部一个著名编辑黄学忠同志来办该报的，还拨给黄10万元开办费。黄招兵买马，且出了一两期试刊。后来，黄与元奎意见不和，元奎就辞退了黄，把我招了去。我接了黄的班后，发现10万元开办费基本花完，招来的二十几个员工发工资已困难。我向元奎反映后，元奎在我去后的三个月，每月给了七千元的办公费和人员工资。三个月后，就再不给了，说“所有的分公司都自负盈亏，你们报社也应自负盈亏。这是改革开放的新规矩。处处依靠上级，或只会向上伸手，咋行？”他说得有理，可皇，我到哪里去找钱？怎么养活这几十名职工？特别使我伤脑筋的，还不仅是钱，是我社有没有资格办报？因按当时的国家政策，只有国家正规的厅级单位――才能主办和主管一个报或一个刊物。而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是个民营的集体单位，根本没资格主管和办报刊的。我到报社后，才明白这个理，真是上马难，下马更难！么办？么办？问张元奎，他也毫无办法，真有点叫不应，喊地地无门。也巧，我这个热锅上的蚂蚁，屋漏还偏遇连夜雨，虽经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拼搏，可谓上窜下跳，满天下奔走，到处求爷爷拜奶奶，以求打通各方关节，让这张报歪歪倒倒、磕磕碰碰――不至于马上死亡，可我的右眼，却在我到宜昌参加一个理论研讨会回报社途中，突然视网膜脱落――瞎了！瞎了！一住院，什么都干不成了！
上述全过程，我在我的一个报告文学《九死而不悔》中叙述过。此文刊于国内的《中国故事》，后得奖，还被日本的《中国报告文学创刊号》转载。我现在摘录如下：
九死而不悔
A
1989年3月30日下午3点31分，我从湖北医院附属第一医院大门出来，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右眼，顿时，整个天地都黑暗了；我又捂住左眼，阴暗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才摇摇晃晃地从我视线里显现出来。
“老同志，您来晚了。”医院眼科门诊部一位年轻大夫的声音在我脑际里回响，“你双眼过分疲劳，右眼的视网膜已剥脱、失明……左眼的情况也不太好，晶体有混浊现象，再不注意，视网膜也会出问题……你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吧，怎么不懂得爱护你的眼珠呢？它可是你的武器、你的生命啊！”
难道我真不懂得这一点么？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电话筒，准备给我的上级――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和市新闻出版局的领导通个话，告诉我眼睛的情况，可线一通，我又放下了话筒。
我把办公室的秘书喊来，请他叫各科室的负责人来我办公室，想立刻把我右眼视网膜脱落――告诉他们。但秘书刚出去我又把他喊回，请他别通知了。
我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靠，就想把今天下午在医院眼科门诊部检查的结果详细地告诉与我生活了三十二年的妻子，并让她把三个成年的儿子喊回来，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下。
孤独！孤独！孤独！
有人讲，孤独是强者内心的苦果，是强者胜利的反衬。
我也算是个强者？自从我被1984年春天的热流卷入中国改革的大潮――在书刊发行联合公司老板张元奎的鼓励下，与几十个社会青年和几个不甘寂寞的离退休干部办报刊、开书店，探索和建立意识形态与经济实体相结合的当代模式，五年来，酸、咸、苦、涩、麻、辣、甜，人生七味俱尝遍；一会儿身临九天冲霄汉，一会儿魂落地狱骨髓寒！
孩子们埋怨我：“爸，您这是有福不享，自找苦吃。”
妻子指责我：“你是天生的鸡扒命，哪儿有霉头，就往哪里奔，拖不住，拦不住，还说不得。”
老朋友劝我：“伙计，你可是年过华盖了，得抓紧时间写点正儿八经的东西，何必到‘自由市场’上翻滚摔爬，吆喝叫卖，与年轻人一争雌雄呢？”
说的有理，可谁叫我被当代明媚的春光、萌芽的红柳迷住了呢？我等了那么多年，好容易等到这美好的、能发展我的个性和想像的年代啊。我最欣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第46页。）结合到当前的改革环境，就是《邓小平文选》中讲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33页。）这不就是“五四运动”以来，先烈们一贯提倡的、真正解放人们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力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就抓住这刚刚升起的绚丽朝霞，去追求我那逝去的青春，找回我那年少的梦幻！
可谁知道，开拓、创造是这么难！在我社开办之初，晓得几多热嘲冷讽，造谣中伤；有几多含沙射影，暗箭明枪！“李××过去赶政治浪头，如今去追钱的浪潮……”“李××江郎才尽，只好投笔从商！”××大报的《内参》，×××大报的《读者论坛》；点名与不点名的，虚虚实实和若明若暗的；匿名信，告状信；新闻发布会，联合检查组；从上面来的，由下面拱的……真可谓乌云密布，五雷轰顶，四面楚歌，灵魂出窍。不知是主宰命运之神打瞌睡去了，还是改革的“上帝”救了我？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雪雨冰雹，我们这个小小的《书刊导报》社由租旅馆办公，到购置自己的办公楼；仅这几年，就有7篇文章获得新闻奖，有一百三十多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并由一个几乎没有人要的、差一点就被社会抛弃的“新闻孤儿”，成长为新闻部门领导的报纸，新闻出版署“指导读书，评介书刊”的一个舆论阵地。而今，在一些会议上，有人说我的好话了；在文艺界里，也有人称我是“强者”了，说我干了一件“划得来”的事。我呢？也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沾沾自喜……这辈子总算又干成了一件事。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视网膜脱落了，我眼前又一片黑暗……
B
如今我躺在病床上，我在回忆我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我真是个强者么？不！对自己，别人不了解，我是十分清楚的。
我表面上十分好强好胜，内在却很弱。实际上，还是弱者中的弱者！谁知道，在这苦苦挣扎的几年里，我曾乘着夜幕跑到长江边去嚎哭？！谁知道，顶着暴雨，我独自跑到磨山的密林里去喊天？！我甚至买了登龟山一百多米高的电视塔的门票，想从它的圆盘尖顶上一跃而下――既浪漫又疯狂地了结一生！我几乎忍耐不住那一次又一次的痉挛、阵痛；那一次又一次的濒于灭顶的危机；那一次又一次的钝刀子杀人哟：风向的变化，部下的背叛；无耻的上告，好友的出卖；金钱的轰炸，色相的诱惑；骗子的高招，后院的内乱……难道这就是初级阶段中的一个缩影？改革狂飙中的一片落叶？
我彷徨，我痛苦，我悲怆，同时，我也异常兴奋！这就是生活本身比文学更复杂、更典型吧？我就像十几岁时写处女作，有一种想表达自己所见、所闻、所体验、所遭遇的疯狂的写作欲望。真可谓胸中存万事，下笔如流水。可这五年里，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脑海里成天需要解决的是：新闻纸由一千六百元一吨涨到三千六百元一吨，怎么办？每月工资额由三千元增加到一万多元，怎么发得出？出的“一报刊”怎么才能做到既使管我的几个“婆婆”满意，又使百万读者爱买、爱读？再就是广告战，抢电战，购房战，内耗战，打官司、打官司、打官司……无穷无尽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矛盾，以及关系网加关系网的漩涡……我哪有时间提笔反映这只属于我个人内心的狂澜呢？它已是蓄在水库里的洪水，一打开闸门，便会奔腾而出。
现在，由于右眼罢工了，我只好躺在协和医院眼科病房的走廊病床上。也许，还是天赐良机，使我能用尚可工作的左眼――把我这段高节奏的频率录制下来。妻子不许我写，医生不许我写，朋友不许我写：来日方长呀！可我一生的经验告诉我，机遇给人就一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谁知道左眼什么时候罢工呢？它是和右眼命脉相联啊。不如急功近利，能写一点就留下一点，也许这是我最后的作品了，我得把我的全部心血都拼上，用生意人的一句话是：不惜血本，大拍卖了。
从1958年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典型报告》出版起，弹指间，31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出了十几本书，但没一本是完全按着自己意志写的。这一次，我将完全按自己的心灵谱曲，凭自己的本嗓唱歌，哪怕是个粗哑嗓子，唱出的是支难听的歌。
在上中学时，我读过卢梭的《忏悔录》，其中一段话，我始终记得：“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是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的，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我知道，我做的事和我写的书，不及卢梭的万分之一，甚至连他的头发丝也比不上，但是我想，我总可以向他学吧！学他对人生的诚实，也是对自己的诚实。”
人生的旅途是漫长的，我走走停停，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已经走了一大半了。现在，在我最后的一段路程中，我将毫不隐瞒地、诚挚地面对这个既丰富又残酷的生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此时，假如我是个孩子，我真想躺在母亲怀里，诉说自己摔了几跤，还挨了谁的打，以得到她的安抚和温暖。
假如我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将把自己的头枕在爱人怀里，吹嘘我酸甜苦辣的遭遇，以及我的勇敢和我的痛苦，以博得她的柔情和亲吻。
但少年青春是买不到的，白发衰老也卖不掉，这样的机会，我永远也不会有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幻想，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十分温柔的、带着浓厚母性的、又有一双使任何创伤都能愈合的美丽眼睛的宇宙女神，她将耐心地听我慢慢叙述。
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九死而不悔》写出来，把我的，以及与我相处的某些人的面貌赤裸裸地暴露给她，并展现给这个既美好又丑恶的大世界。
C
当我瞎着右眼在构思本篇时，不知怎么搞的，总朝另一方面想：右眼的视网膜怎么会掉下来呢？就像我书房里的两扇乳黄色窗帘，平常都挂得好好的呀！除非是遇到了特大风暴……对了，首先，大概是“文革”中的遗伤还在那里发余威吧？1966年6月24日上午，那个老工人在台上点着我鼻子批判时，没点准，在我右眼眼底打下了一个血斑似的阶级烙印；再后来，这几年在改革中求生存、图发展，马不停蹄地追风赶浪，使这个受过伤害的、在熬夜中颤抖的右眼无法坚持下去。但导火线，还是因为我今年3月28日在宜昌开完企业家读书理论研讨会回来，吉普车在离武昌水果湖加油站的二百米处――油尽停驶了。我和本单位司机下来推车，车刚到加油站，右眼猛一黑，视网膜在用力过度的情况下，就如窗帘的拉绳突然绷断，滑落下来。
是偶然还是必然？现在看，是偶然中的必然。早在七十年代初，医生就查出我右眼眼底的伤痕，告诫过我：不要干重体力劳动。但当时客观条件不允许，自己也没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一直不大在乎，如今是自食其果了。
由此，联想到这几年，我和报社的几十位同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厅级主管单位、一个上级党委、一个党支部书记，总之，是在找共产党的领导……不也像我和司机推着那辆北京121型吉普车――去找加油站吗？改革以来，我们这个单位的“马达”，总是缺乏能源，太需要党给我们加油了。说心里话，即使推车把我两只眼睛推瞎，只要能找到一个愿意到我单位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志，一个愿意管我们的厅级上级党委――党的加油站，允许我们在改革的征途中加油，我也心甘情愿！
可当年我一捧《书刊导报》这个泥饭碗，没多久，我就感到铁饭碗有着无穷的优越性，而泥饭碗却有着无法承受的沉重压力。我与当时许多热衷改革的同志一样，只看到改革顺利的一面，没看到改革困难的一面；只想到改革既能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好处，又能发挥自己储备了一辈子的能量，没想到在改革的过程中，会给人们，特别是自己，带来那么多的挫折：报纸未出几期，张元奎因公司遇到困难，就截断了对这张报纸的经济来源。一时间，报纸印刷费无着落，职工工资发不出。心一横，我一面借债硬着头皮干，一面做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带领全体同仁开早点铺、炸油条糊口的准备……
D
这还不算灭顶之灾啊！使我感到挖心断肝的，是党和政府有可能不承认这张报。是不是我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我是非常小心地在下这步决定我下半生命运的棋呀！客观原因是，政策在不断调整：“文革”后，全国报刊犹如一觉睡醒，数量猛增（我们这张报不也是随此大潮蹦出来的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决策部门感到，不能这样无限制地发展报刊了，这样会越多越杂越滥，于是，一个又一个措词严厉的、带着权威性的文件公布下来。老实说，这些红头文件对党的机关报和一些有历史影响的大报，只是起整顿与改进的作用，但对我们单位办的这号小报，却是实实在在的“尚方宝剑”，随时可以问斩；也使我这号“民间”总编，惶惶不可终日。我还记得，上头文件的大意是：凡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凡不符合原定办报办刊宗旨的，凡无党委和坚强党组织领导的，凡无资金来源的，凡无固定办公场所的，凡无足够专业人员的……不论是报或刊，统统在停办之列。当时，我们的《书刊导报》，除了与上述的第一、第二条对上号外，以下四条都靠不上，特别是第三条，是我们的致命伤。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一位领导，也是我的老朋友，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伙计，你开张之前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你不是党员，你单位没党组织。报纸是党的喉舌，没党的领导能生存吗？二、你的上级――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尽管经武汉市体改办（即市委党政机构体制改革办公室）下文，说它相当于‘处级’单位，但实质上是个民间公司，它的党组织根本没有资格管报。你们虽是张小报，但在全国公开发行，至少得有个相当于厅局级的、国家正式机关的党委来管。否则，谁给你们承担政治责任？我们宣传部门也不放心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讲，他说的完全是实情。看来，《书刊导报》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党的领导问题；碰到的首要危机，是需找个能领导报纸的党支部书记和上级党委。
开始，我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心想，在中国大陆，何处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厅、局级党组织，也成千上万，哪儿都能看到党委机关的、引人注目的门牌，加之我的一些亲戚、老乡、同学、文艺界的朋友，很多都是共产党员，还能找不到党的领导？于是，头一步，我学习《杜鹃山》中的雷刚，“找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路向前”，一心找位德高望重的党员，来我报担任党支部书记。谁知，从1984年5月到11月，我一共找了二十九个党员亲戚和朋友，没一个“柯湘”愿意上我这个“杜鹃山”。一位与我有三十年交情的党员好心开导我：“德复，你是不是发神经？为什么去干这没屁股眼的总编？如果是省报、专区报、甚至县一级的小报……你去过个瘾，当个小官也无妨！可你这个《书刊导报》，连一平方米的落脚地都没有，连一分钱的财政拨款也不给，工资没保障，职称不能评，医疗费、退休金自筹。用八人大轿抬也没有谁愿去！同志，还是去当你的专业作家吧！如今的中国，作家好当，写不出东西国家照发工资。写出了有稿费，稿费不高嘛，总是额外收入。老兄，千万三思，别去作八十年代的堂.吉诃德了！”这时，我真明白过去人们讲过的一句话：“有党的幸福，无党的痛苦啊。”
E
由于没找到党支部书记，促我不断反思，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反复分析了失败的原因：一、不该从在职人员中去找，特别是有点地位的党员，决不会上我这条漏水的小船；二、如今的人精得很，讲实惠，我这块鬼不下蛋的土壤谁愿播种？三、没有过硬的后台，就等于没有政治保险。哪个肯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这个“赌台”上？
为此，我一面找大靠山，一面从离退休人员中去找共产党内的、舍得下海的“堂.吉诃德”。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武汉工业大学副教授许友梅，给我介绍了该校一位离休的、有三十多年党龄的党员王景良。他六十岁出头，身体健朗，担任过《长江日报》经济部副主任和《羊城晚报》总编室副主任；离休前，是该大学学报的主编。这么一位同志，当然令我满意。可他瞧不瞧得起我们这一穷二白的民间单位呢？
我展开了猛烈“进攻”――来了个“三顾茅庐”。首先，我请许友梅把我领到他家，介绍我们认识。鉴于以前几十次请不到“柯湘”，在与他交谈时，我有意掩盖本报一无权、二无钱的穷酸相，一反常态地吹嘘自己认识省委某某领导、市委某某领导，他们怎么支持《书刊导报》，赞扬《书刊导报》……其目的，是让他以为我背后有大老板，报纸前途无量，能情不自禁地加入我们的行业。在这里，我除了要向武汉市市长黎智同志（闻一多的侄儿）道歉外，还得向省委许道琦同志、李尔重同志道歉。我是打着他们的旗号去拉拢王景良的。因为湖北知识界都知道：（闻）黎智是市长、是老报人；许道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管意识形态的老省委书记；李尔重是著名老作家，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初期的武汉市市委书记处书记。他们是那种喜欢与知识界交朋友的、学者型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热情地支持改革。我还厚着脸皮请许道琦同志、李尔重同志担任我报的高级顾问。总之，我是在利用他们的权威，去谋求我报的生存。对此，我还自我安慰，只要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不妨多样化，一切由社会达尔文主义牵着鼻子走吧……不知我第一次向王景良同志的游说是否有效？但临别时，他笑着说：“我考虑考虑。”
王景良一考虑就是一个星期。我见他没回话，急了，便“二顾茅庐”。去之前，我设计了一个新的“进攻”方案，即不再讲某某大领导支持本报，而是暗示报社比较有钱，看能否进一步吸引他？可当时报社实在穷，又怎么打肿脸充胖子呢？我想了个法子，就是以远景说近景，以未来衬托现在，如讲我们报社要成立书刊发行公司，一年能赚××万元；要成立新闻函授部，一年能赚××万元；要成立卖科学仪器和文具的公司，一年能赚××万元……职工的工资每年会增加百分之几，资金如何逐月提高，福利待遇怎样越来越好……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谎，毫不脸红，而且绘声绘色，很有感染力。这可不是虚构故事、写小说！但为了把这位老共产党员拉着和自己一块儿干，真是什么也不顾了。心想，即使他以后知道，揭露我麒麟皮下的马脚，我再检讨自己的良苦用心吧。
这回，王景良依然微笑地听着，好像被打动了又像没打动，临别前，还是那话：“我考虑考虑。”
我耐着性子又等了十天，个子一米八、模样非常温文尔雅的王景良仍不给回声。是否又泡汤了？我急匆匆地进行了第三次拜访。这天，我没主意了，权力象征和金钱图景的信号已传给对方了，为什么他还无动于衷？是不是不吃这一套，或有更高的要求？我无精打采地走进他那号称“五朵金花”的小洋房，没丝毫“进攻”意识，就等着他客客气气地推辞了。
按我前两次的印象，他总坐在我的对面，很有礼貌地听我吹牛。可这回，他与我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弯过身先问我：“德复同志，您能否把您单位的真情实况讲讲……”
我一惊：莫非这位老记者明查暗访了？还是通过介绍人进行了了解？我陡地站起，以往那种不合时宜的、直来直去的老脾气一下爆发：“老王，前两次，我来动员您，卖的是狗皮膏药。说实话，我们单位在新闻界，算是九姨太太养的小子，一没得地位，二没得赏钱；每天求老爷、太太们施舍，等着米下锅，连街道上那些婆婆妈妈办的小厂都不如。因为那些小厂――还有党支部领导，而我们这里，连个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都找不到。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求您，弯着眉毛向您微笑，还不是为了‘找个共产党领路向前’吗？你们共产党员说得好听：哪儿有困难，就在哪儿出现……现在，我们急需一个这样的党员，可他在哪？您老兄是我找的第三十位党员了，和前面的二十九位，似乎有同样模式的、讲究实惠的价值观。那好，今天，我就拜访到此，原谅我的几次打扰……”说完，我起步要走，没想到，他一把拦住我：“老李，我想听的，就是这番话。要是你那儿啥都是高级的，是金字塔，是皇宫，我还不会去！告诉你，想干一番事业的共产党还是有的。我愿把自己的余生捆在你们的战车上！”
这不就是柯湘、堂.吉诃德么！
这位老先生，从1984年底一直与我同甘共苦到现在。如今已六十八岁，仍然很硬朗。我这次视网膜脱落，住院动手术，报社工作就由他主持。每当他和同仁到医院看我，由于我两眼包扎，啥都看不见，他就和大家紧紧握我的手……我那干枯的心，顿时像注入了涓涓甘泉，猛然涌出几句话：
握住男同志的手，披荆斩棘不回首，
握住女同志的手，万水千山亦温柔，
握住老战友的手，同舟共济九万九，
握住年轻人的手，后继有人喜心头。
王景良问我：“那九万九指的什么？”我说：“既是九万九千次痛苦，也是九万九千个困难中的取乐！”
F
我们单位的“柯湘”找到了，但最困难的，是要找个愿意管我们的上级党委。因此，王景良虽在我们报社与另几个招聘来的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我们对外号称：“中国共产党《书刊导报》支部委员会”，但它只是个上不挨天下不着地的独立大队。前面讲过，张元奎的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党委，按上面宣传部门要求的规格，它无资格管我报；在实际工作上它也不沾我们的边，我们看不到党的文件，得不到党的指示，只能从《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去猜想党指引的方向。再就是，我报想发展党员也不行，即使“独立大队”的党支部通过×××入党，也无上级党委批准。至于我们组建的共青团支部和工会，也都是独立大队式的、自以为是的模式。这号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党、团、工会，就似大海中没舵的孤舟，在迷迷糊糊地闯自己的路。也许，自我感觉有时还不错；但从上面传来的，报刊需要整顿的，一日紧似一日的风声，逼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感到末日就要来临。于是，我与王景良商量：他掌管报社内务，保证按期出报；我则专司“公关”和“外交”，到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去找本报的归宿。
我先请省市领导，如李尔重、黎智等同志，对我准备去找的厅局单位一把手，写封推荐信或打个沟通电话。我深知，有的人是不认单位好坏，只看领导条子和眼色行事。就说我自己，有时不也这样，领导推荐的文章，质量不算好，咬着牙，登！领导介绍的人，水平不怎么样，勉强说，要！我写小说、杂文时，批评讽刺这类现象，实际上是鞭挞自己的两面派。
我还准备了一套介绍我报的资料。这里面最要紧的，是领导同志的题词。为达到此目的，我和同仁们三上北京，到处生门路，费尽心机，总算求到了方毅同志题的刊头报名，王任重同志题的《贺词》，前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题的《创刊纪念》等等，这无疑对我们是个莫大的鼓励，但更重要的，是能促使一些省、市党政部门收留我们，若某部门的领导恰是王任重、方毅或郁文同志的老部下，那就容易沟通多了。其次，这份资料要包含上级对我们的表扬和全国各报刊对本报文章的转载。这一点，经全体同仁努力，有点小效果。如中宣部出版局在一份材料里提到我报，说我报是全国书评阵地之一，湖北省委宣传部在1985年初把我报列为全省六家优秀小报之一，并登在湖北日报上，我们把这些文字当成宝贝复印多份；至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等中央和省市报刊转载我报文章，我们复印后，剪贴成册。这都是求别人“招安”我报的政治和文化资本啊！再是，要写个简明的、本报的基本情况。其中除介绍本单位的工作人员、组织结构、业务概况外，为了对考察我们的单位有诱惑力，我绕开有弊的一面，专渲染有利的方面：我们的资金短缺，办公场地是临时租的，我便不写；而刚办的书刊发行部赚了点钱，就大书特书；甚至提出，只要对方党委收留我们，我报一不要资金，二不要住所，三不要编制，每月还上交占本月利润百分之三的管理费。其实，那时每月亏损，哪有利润？我明白是自欺欺人，但写时心不跳，脸不红。另一个李德复还安慰良心：“你又不是为你自己，是为整个单位……”人，是不是就这么慢慢地变坏，滑下去了呢？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在多年竞选和搞好公共关系的过程中，总结了一条经验：“想办成事情，想取得好效果，就必须不露声色先为人家做好事，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是能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我很欣赏此信条，故在向某单位祈求挂靠前，就打听该单位领导个人有什么为难之事，该单位有什么集体利益需要解决？我们则不吭不声地用报社的便利条件给予帮助，如在报上表扬他们读书学习的好经验，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并免费赠送报纸杂志……等等，让对方自自然然地、在没有与我们接触以前就有好印象。
与此同时，对我们的“目标”，还要像作家徐迟写报告文学那样，来点外围战、包抄战，徐迟的外围包抄是先详细了解描写对象周围的环境；我呢？则是了解“目标”最好的朋友是谁？谁的话对方最入耳？这些人的作用，在某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他的上级。若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我便设法先把他战友这个“堡垒”拿下来；如果是他的“太太”、“娇女儿”或他的形如手足的秘书，就把他贴身的这几个“前沿哨所”攻下。外围一扫清，“目标”便容易得手了。
尽管有这些超前准备，自己也认为考虑细致，布局周到，但现实生活总是跃出人们的想象。你有千条计，它有万变身，就似歌星陈汝佳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有时，它把你甩到无人救援的冰洞里，无氧气存在的太空中，是无论哪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也找不到门的。生活啊，为什么这么难――又叫人永远也学不够、学不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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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找的第一个上级党委领导，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按说，求这个大老板，我报是有点自不量力。但我把本报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析了一下，认为不是不可能。因当时全国正在国内开展振兴中华的职工读书活动，据《工人日报》消息，参加人数已达一千三百多万。我们《书刊导报》的宗旨是：指导读书，评介书刊。不正能为他们服务么？我还了解：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的报道任务重，不能拿很多篇幅反映职工读书情况，而我报恰恰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若不失时机地毛遂自荐，会不会投其所需，正中下怀呢？另外，我还有一张王牌，即支持我报的黎智同志，与全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刘实是老战友，只要黎智为我们给刘实写一封推荐信，千里姻缘便可能“一信”牵了？！故我对此满怀信心，全力争取。不久，就请黎智同志给刘实书记写了信，但我没有马上携信上京，而是根据美国公共关系学专家柯特得普与森特提出的“双向对称”理论，先与全总宣传教育部门建立起和谐融洽的良好气氛。具体手段，是学广东健力宝饮料公司的“欲得之，先与之”的办法。该公司曾无偿地送给中国女排三百箱健力宝――作为女排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饮料，日本《东京新闻》为此写了报道，说中国女排之所以取得冠军，就靠这种“魔水”。这下子，送去的三百箱，得到超过几万个三百箱的利润！由此，我报亦先精心编辑了数期反映职工读书的报道，无偿向全总领导和他们宣传部负责人，以及部分工作人员赠阅本报。此招果然奏效，1984年6月，反馈来了：他们邀请我参加全总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职工读书的自学活动经验交流会。我立刻带两个记者和几百份导报上京，会上，我一面现身说法为《书刊导报》作活广告，一面展开微笑外交，与全总专管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的宣传处处长李培元同志交上了朋友，并在他那个处建了个可通信息的渠道。
事情做到这一步，是否立刻拿黎智同志的信去见刘实同志？我想了想，觉得还没到火候。急于求成，会欲速不达。不如乘此机会，连续为他们作几件扎扎实实的好事，加深他们对我报的印象，然后再提出我们的要求。于是，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带着记者到全总宣传教育部，专门拜访李培元同志。他以为我是去辞行的，没预料我提出了事先想好的、为他们卖力的工作。一、请他们编两本书，即中央领导关于读书、写作的讲话和这次参加会议的、读书活动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汇集。书编好后，出版社由我们联系，出版费用由我们付。他们要多少书，我们免费供应；二、我报愿意给全国直辖市、省的总工会各出一个反映他们领导职工读书活动经验的专版。稿子由各省、市工会供给，全总宣传教育部审编，我们出版，凡有此专版的报纸，全总和各省、市工会要多少，我们免费供应多少；三、请他们给我报提供一个热心支持职工读书活动的领导名单，我们将对他们免费赠阅《书刊导报》。
李培元同志与我年龄相仿，是五十年代那种一心干工作、一心为领导服务的知识型干部。他听我讲完后，非常高兴，连问：“老李，你真这么干？”
我笑着点头。
“这要费不少钱，不少精力……”
这，我何尝不知道？但我为了通过他得到全总的支持，运用适应他的办法――希望他将来为我们讲话。当天，他拍板同意了上述三项工作。我和我的记者，对这次“公关”铺垫，都比较满意，虽没请客送礼，但目的达到，开局不错。以后，只须小心谨慎地一步一步下棋落子了。
1984年秋，我得知培元同志来武汉检查工作，便立刻找辆小汽车，陪他参观东湖、磨山，并在欣赏大自然的红枫绿水中，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我报不仅努力宣传报道职工学习；不仅向职工们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好书好报好刊，还组织人们进行知识评奖大赛……培元同志对我们的做法很欣赏，流露出一点意思――愿向上级请求：能否由全总宣传教育部来领导我报……这正是我的目的啊。幸福不是慢慢地向我招手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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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经过联系、筹款，培元同志主持编的两本书：《中央领导同志谈职工读书活动》《奋起求知》（即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先进事迹集锦），终于在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奋起求知》的封面很气派，是几只海鸥在惊涛涌天的海面上击风搏浪。可我想，咱报哪是击风搏浪？而是小心翼翼地到处求人啊！
从我想投靠全总起，到1985年夏，《书刊导报》发表了全国各地职工读书的文章一百三十四篇，各省、市的读书专版二十五个，我把这些消息、通讯、经验……当成本报爬向全总的阶梯。脑子里常出现阅读本报的、工会领导的形象，他们是否注意到：有个想依附他们这棵大树的小鸟？
他们注意到了。没多久，他们又通知我参加全总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职工读书的自学活动经验交流会，主持人就是刘实同志，这可是天助我也，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要充分利用这次机遇，进一步让各地工会领导、代表喜欢导报，并造成群众舆论，影响有拍板权的刘实同志。为此，我乘火车一到开会地点――哈尔滨友谊宫，就带着随行记者，利用开会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地开展“外交”攻势。每天，我规定自己，至少拜访五位外省、市的工会领导和代表，向他们介绍本报，约稿，以及赠送我带去的培元同志主持编的那两本书，并征求意见：能否在他们那里建立《书刊导报》记者站，请他们之中哪一位当站长？交谈时，我简直像演员，使出浑身解术，利用自己一点点可怜的历史、地理、风俗和文学知识，用信手拈来和不在意的口吻，讲对方所在省、市的名人轶事和风土人情……跟随我去的记者也在旁边添油加醋，有时还吹捧两句，说我是作家，五六十年代有哪些“轰动作品”，以引起听者的注意。总之，我尽量与他们套近乎，以取得好感和支持。由于我态度诚恳，语气谦虚，基本上能打动人。我呢，也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每当我拜访后疲惫不堪地回房休息，一面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恶心，一面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打一百分。为了单位生存，也还为一点所谓的“志气”吧，人，是什么模样都能装得出来的。那几天啊，我是在做我们《书刊导报》嫁给全总宣教部的梦……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