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地下长龙”和“天上银河”？我想摘用当时一直具体领导这个工程的副总指挥长沈汉民同志（系地委副秘书长，后为地委副书记）写的、发表在1996年《湖北水利》第二期的一篇文章《鄂北岗地的“黄金水道”》：
襄阳地区的西北部俗称鄂北岗地，是湖北省著名的“旱包子”。这块298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于缺水，历史上大片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这里的群众，过去流传了一首顺口溜：“襄北干旱多，缺水无奈何，种的绿豆不结角，苞谷不结砣，离了红薯不得活。”这是解放初期这儿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襄北”岗地（含光化、襄阳、枣阳西北部），域属南阳盆地南缘，系第四纪黄褐土沉积层，因地表水切割、浸溶形成岗陇相间，波状起伏的岗坡地貌，平均海拔高程80～140米之间，区内植被稀少，水土流失极快。群众称：“下三天流黄水，干三天裂着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襄阳地委为了改善这里的生产条件，采取以工代赈等办法，修了些堰塘；50年代末期，在“三治”（治山、治水、治土）高潮中，襄北还先后修起了黑龙堰、排子河、孟桥川，石河畈等中、小型水库。但是，由于缺乏充足水源，水库绝大部分蓄不满水，修的堰塘，群众说是“下三天满了，放三天完了，旱三天裂了”。因而农作物仍难免遭干旱之害。加之襄北常年8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径流渗小，且多集中于春季和九月份，在农作物正需用水的六、七、八月，又常遇伏旱，这时，水稻、苞谷吐穗，绿豆、芝麻扬花，遇上干旱，叶枯花落，颗粒无收，群众称为“卡脖子旱”。为适应农业生产条件，襄北人民不得不大面积种植红薯，因红薯系根茎作物，耐旱，天旱虽然会影响产量，但旱后遇雨，还能生长有收，而它的藤、叶既可人食，还可作牲畜饲料。故此红薯成了襄北群众的主粮。“早上梆梆梆（剁红薯），晌午靠山桩（蒸红薯），晚上改个顿，还是红薯汤。”
1958年9月，国家决定修建丹江口水库，即在襄阳地区老河口的上游，腰斩汉江，库坝水位高程将达到150米以上。中央这个重大的决策，给襄阳地委彻底解决襄北缺水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当时设想：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从其东侧引水，就可把取之不尽的丹江水引灌到海拔高程100米左右的襄北大地，不仅可改善已有田地干旱缺水的现状，而且还可把千年荒芜的数十万亩黄土枯岗改变成水浇地和良田。
1959年秋，以赵修同志为主的襄阳地委，从实践中创造性地总结了老河口市渡槽河“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网经验之后，即着手引丹渠道工程的规划。1960年由湖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会同襄阳地区和光化、襄阳县水利局，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渠道的走向先后进行了五个方案的勘测、规划。决心在丹江水库建成后，兴建引丹工程。
1969年1月，经湖北省革委会同意，报经国家水利部批准修建引丹渠道。兴建引丹工程，虽处于“文革”时期，武斗频繁，但忠于人民事业的各级领导同志，排除干扰，积极领导和支持工程建设。当时的国家水利电力部，以钱正英部长为首有六位领导同志亲临工地检查指导工作，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副主任张体学亲自审定渠线走向方案，副省长夏世厚、省水利电力局局长漆少川等领导同志亲自审批工程资金、器材、物资，鼓舞了群众斗志，极大地促进了引丹工程的进程。为实施工程的具体领导，襄阳地区成立了引丹工程指挥部，光化、襄阳两县相继组建了民兵师、团、营领导机构，同时调集了近10万民工，一场引水治旱，改造自然的人民战争迅速在襄北大地展开。
1969年11月，引丹渠道第一期工程首先在清泉沟隧洞破土动工。在这场改造自然，气壮山河的战斗中，襄北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热忱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清泉沟隧洞是引丹工程的渠首和最艰巨的工程。隧洞进口在河南省淅川县原香花公社的杨湾，洞身穿过邓县珠莲山的腹部，出口在湖北省光化县袁冲公社的黄庄。这个一洞穿两省连三县，长13华里多的隧洞，地面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下裂隙多，泉水大，塌方多。参加隧洞施工的一万多名农民和湖北省水利工程二、三团的工人、技术人员，以“血汗滴穿珠莲山”的精神，斗顽石，战塌方，不畏艰难险阻，日夜奋战在隧洞中。
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按照常规，打隧洞需先打一条导洞，为了抢时间，清泉沟隧洞打破了这个常规，一开始就打下导洞。隧洞施工以农民为主体，民工按部队建制，实行团、营、连领导，在工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日夜三班四上，不论春、夏、秋、冬，不分节假日，24小时地战斗着。
由于这项工程需要劳动力多，各营、连大约招集了三分之一的女民工。姑娘们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英雄气概，都坚强地与男民工并肩战斗，为引丹渠道的胜利竣工立下了丰功伟绩。打清泉沟隧洞主要是向顽石开战，这些来自农村的姑娘们，看到省水利三团工人和小伙子打风钻，也要求担任打风钻的任务。在她们再三要求下，襄阳团成立了“铁姑娘”、“刘胡兰”风钻排，光化团成立了“李悦萍”风钻排。这些女青年，组织起来后，经三团老工人现场培训，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成为打隧洞的先锋队。襄阳团“铁姑娘”风钻排开始18人，后来发展到32人，年纪大的21岁，小的只有17岁，开始两人打一台风钻，一干就是六个小时，遇到人手不够，就一人抱一台风钻打。有时打高眼，妇女个子矮，就组织人梯站在肩膀上打眼，遇到打低眼，就跪在泥水里打，为找准炮眼，有时需用手扒开石渣、烂泥，膝盖跪得青紫，指甲扒劈了，鲜血直流，也没有人叫苦。姑娘们不仅战胜了困难，而且还创高产，一个班打1米多深炮眼56个。省水利三团风钻工人赞叹道：“真不愧是铁姑娘啊！”
打隧洞的战士不畏艰险，战胜了重重困难，在完成引渠斜井进入主洞后，以日成洞10米的速度，于1972年10月完成了隧洞的开挖，和衬砌断面高、宽各7米的清泉沟隧洞，为引导渠道全线竣工开辟了先河。
兴建引丹工程，正处“文革”中期，原党、政机关瘫痪，地、县、社抽调到工地数以百计的干部，当时大部分没有固定单位，没有工作，有的没恢复党籍，有的还在接受“审查”。但是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群体不计个人得失、恩怨，一到丹渠工地，就和群众滚在一起干工程。原地区教育局干部严岚山同志到丹渠工地后，工作兢兢业业，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群众的好评。1972年6月30日晚，他上大夜班，第二天清晨，本应下班休息，为了抢浇已立模边墙，他未出洞，让上班的民工带饭在洞内吃，正当他率领群众浇筑边墙混凝土时，洞外天降暴雨，洪水倒灌隧洞，他因不识水性，光荣牺牲，献出了年仅36岁的生命。
引丹工程是宏伟艰巨的，广大干部是清贫廉洁的。从指挥长到民工都是住工棚，吃食堂，下工地，参加劳动，没有特殊照顾。主体工程近五年时间，各地到工地参观，文艺团体到工地慰问演出，解放军和外单位支援工程的不下数千人次，人们都在食堂交钱、交粮票吃饭，伙食标准四角钱；省、地革委会领导同志到工地，也是四菜一汤。
引丹渠道工地上，汇集了省、地、县一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同志到工地后，其专长和智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然，在那特殊的年月里，工地的简报中，也有“洋奴哲学要批判，反动权威靠边站”的口号，但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从未发生歧视技术人员的事情。从指挥长到各民兵师、团、营的领导干部都信任、依靠、支持他们。因此，科技人员心情舒畅，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敢于发表和坚持正确意见。这对引丹工程战胜各种困难，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泉沟隧洞，从10华里多长的珠莲山腹部穿过，除进、出口外，从中打了4个斜井，斜井进入主洞后又分两头开挖，全线共有九个工作面同时施工。各个斜井距地面浅则30、40米，深则近百米，而隧洞的走向，由于时间紧，仅地面勘测了中心桩。当时人们担心，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各斜井之间能不能准确地对上口，最后能形成完整的隧洞？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完全落在科技人员的肩上。他们背着经纬仪和标杆，日夜奔走在各个工作面上。首先是由地面的中心桩测斜井，由斜井到主洞，逐点、逐段地反复测量。在进入主洞后，每个工作面上打一个眼，放一次炮，不论前进多少公寸，技术人员均到现场测量，把需要打炮眼的位置，用红油漆划上圈，风钻工照圈操作。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仅192个昼夜，就打通了5890米长（当时880米的拱砌采取明洞开挖）的清泉沟隧洞的下导洞，整个隧洞最后地段的衔接，仅以二公分之差对上了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长龙”。清泉沟隧洞附近的河南、湖北的群众，听说隧洞顺利贯通，纷纷进入隧洞参观、学习、祝贺。
排子河渡槽是引丹渠道第二期工程的一个重点建筑物。渡槽横跨在两个丘陵上，183个槽墩由西而东个个顶天立地，182节槽身横置墩顶，节节相连。全长4320米的渡槽，宛如一条天上银河横卧长空。槽身过水断面净宽3米，高3.6米，墙高4.25米，过水流量35～38.5立方/秒。建成后可灌渡槽以东50多万公顷农田。当时的襄阳地委出于急切改变“襄北”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上《纲要》，提出一年半建成大渡槽的要求。但是，“渡槽施工，难在高空”，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人力、资金、物资保证供应外，有两个主要矛盾必须解决：一是近200个平均高24米（最高墩49.5米）的槽墩如何浇起来？按常规施工，浇这样高的槽墩就是拼人力、拼物资，特别是需大量的木材竖排架、立模板、搭人工跑跳送浆，而且每次混凝土浇筑只能3－5米。据此推算，除去冰冻期高空无法作业的时间，仅槽墩浇筑就需要一年半以上；二是长25米、重200吨的159跨和长15米、重120吨的23跨整体槽身如何吊上去？据说当时湖北省乃至全国水利史上尚无整体起吊200吨的先例，也无这样大型的吊装设备。这两个难题如解决不了，一年半建成大渡槽是难以实现的。
湖北省水利电力局把引丹工程当作重点，除物资、资金大力支持外，派出了省水利工程局局长李明山、总工程师谢勘武以及大批工程师长住工地指导施工。科技人员从工程开始，就把槽墩浇筑和槽身吊装作为科技革新项目攻关。首先是工程师王绥芝根据水泥厂用滑动钢模浇圆筒仓的原理，提出用滑动钢模代替木模浇筑槽墩的构想。设计组的工程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创新精神，采用滑模提升部分的原理，并逐一试验解决其他一系列的难题，在我国水利史上独创了滑动钢模，由钢模、吊装、提升系统和内外悬挂脚手架等组成。使用时，将整套设备在槽墩基础上安装好，由6个民工站在对称位置平衡转动螺旋提升器，将其荷载量传到承重钢筋、传到基础，把钢模、滑架以及槽墩上的施工人员整体逐渐提升。混凝土提升控制在初凝和终凝之间，其速度每24小时浇筑6米，直浇到槽墩设计高度为止。省水利工程局修配厂职工为渡槽工程日夜赶制12套钢模，全工地除拆卸安装外，日夜平均有8套钢模浇筑，每昼夜浇槽墩40米以上。就这样，114个高槽墩，仅4个月时间共滑升浇筑槽墩2710米，完成混凝土1万多立方米。据计算，这项技术革新，共节约木材5000多立方米，标工20多万个，扒钉、元钉、铁丝等200多吨，而更重要的是工效比木模浇筑提高五倍以上，使高空作业抢在冰冻之前；为渡槽提前竣工创造了条件。
1974年7月15日，排子河渡槽全面竣工，从1973年2月26日破土动工算起，历时仅16个半月。其工程建设速度之快，效益之好，费用之省，技术之新，为我国水利史上罕见。排子河渡槽提前竣工，使其灌区内50多万公顷农田提前2年受益，节约工程预算资金10%。工程质量优良，通水20多年来一直安全运行，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曾荣获“全优奖”。
1974年8月31日，引丹渠道主体工程全线通水。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等领导同志，率领全省地、县委书记到排子河工地剪彩。从此，丹江口水库浩瀚的碧波，按照规划的宏伟蓝图，通过纵横交错的高低、大小渠道，流入千年枯岗荒坡，注入千村万户的农田。
引丹渠道主体工程5年时间共完成土方6228万立方米，石方66.4万立方米，混凝土及浆、干砌块石80多万立方米。新建、扩建的渠道、水库、泵站的引、蓄、提水能力净增9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计14万公顷，约占全地区耕地面积30%；它成为襄阳地区旱、涝保收程度最高、面积最大、最为集中的农业稳产、高产的粮棉油生产基地。
引丹渠道运行20多年来，为灌区引、提水计80余亿立方米，累计灌溉面积120余万公顷。1995年襄樊市春、夏旱相连，许多地方人畜饮水困难，农业歉收，但引丹灌区农业仍获丰收。据统计，1973年至1993年，灌区粮食平均亩产由118.5公斤提高到516公斤，增长4.35倍；皮绵亩产由23公斤提高到59公斤，增长2.5倍；油料亩产由31公斤提高到113公斤，增长3.64倍。农民人平均收入由64元提高到850元，增长12.5倍。光化县建国后直到丹渠通水前的20多年，农村部分地区吃返销粮，城区每年国家供应粮食1500万公斤。丹渠通水后，不仅摘掉了“供应”帽子，每年还向国家售粮5000多万公斤。
如今的襄北，不仅“旱包子”得到根本治理，农业生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昔日一片荒凉的黄土枯岗，现在到处呈现田连阡陌、林茂粮丰的江南秀色。因为有了水源，襄北的林业、电业、养殖业、乡镇工业以及文化卫生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如利用跌水沿渠修建小型水电站29座，装机61台，容量达16710万千瓦；渠道两旁植树90多公里，造林面积逾0.3万公顷；养殖水面1万多公顷，年产鲜鱼500多万公斤。据1994年统计，引丹灌区粮食累计增产25亿公斤，棉花增产3804万公斤，油料增产6487万公斤，总计净增效益25.4亿元，是引丹工程国家投资1.9亿（含渠首泵站投资）的13.3倍。
事过多年，我曾就襄阳地区在“文革”中能创造这个奇绩询问过汉民同志：“当时，全国到处打派仗（包括襄阳地区），社会这么乱，很多地方都停工停产，你们怎么能把如此浩大的工程干下来呢？”
汉民同志眯了眯眼，深思一会儿，说：“威力呀，邓小平的威力！”
“邓小平的威力？”
“可不。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汉民说：“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愿意为党、国家、人民做些工作。毛主席在信上的指示肯定了邓的长处和功绩。1972年1月，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向陈的遗孀张茜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又作出指示，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将毛主席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于1973年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信和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说，对邓小平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邓小平从监管的江西回到北京后，4月12日参加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的宴会，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工作，积极发动干部、群众，对全国各方面进行大张旗鼓的整顿。用他的话说，就是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自然，也包括水利建设亦要整顿……我们引丹渠道工程建设，我们的地下长龙和天上银河，是托了他的福，沾了他的光呀！以他‘钢铁公司’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及权威，谁敢再破坏生产，谁敢再阻碍生产！生产力不就这么上去了，发展起来了！”
汉民同志这一席话，一下子就解除了我心中的疑惑和疙瘩。
襄阳地区在建设了引丹工程――造地下长龙和天上银河的那段时间，我还在襄阳报社当编辑、记者，在地委宣传部和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我曾到引丹工程第一线深入生活，积极采访，并与工程一线的干部、我的老朋友卫士洪同志一起，历时两年，写了部以清泉沟隧洞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地下长龙》，一写出来，很快在1974年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就75万册。在当时，除了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印数――《地下长龙》没法看齐外，恐怕全国其他小说的印数都在它之后。是不是这本书写得蛮好呢？不是的，不是的！只是那个时代，全国文化荒、书籍荒，特别是长篇小说――犹如大海中一帆孤舟，人们还不把它当成“航空母舰”！可“文革”后，这本书也遭到了批判，幸亏我在书中大量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对里面的主要英雄人物、次要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才没说成是我的化身，才没说我“指桑骂槐”，我算是幸运地躲过一劫。
现在，有些年轻作者看到这本书，说：“老李呀，《地下长龙》75万册，稿费大大的吧？”
“当年没要稿费。”我一老一实地说。
“为什么不要？”
“那是‘文革’风格。连人都是国家的，国家每月又发工资，你还能要写书的钱么？”
“你想得通？”
“为什么想不通？都是这样嘛。”
“‘文革’后，政策变了，多劳多得了，你可以找出版社给你补发呀！”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那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想?。”
我叹了一口气：“我的确缺钱，我也没有不要钱的风格，特别是我现在得了绝症。可想想打清泉沟隧洞牺牲的一些民工、干部，我能张得开这张嘴吗？忍忍吧，这样心里似乎舒服些。对不？”
说来说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有点愚，有点呆，可这是时代造成的，既造就了那个时代，也造就了我这号傻里傻气的人。”58xs8.com